就在这同一天，性急热心的首长们就把那些已经几年、几十年不曾劳动过的人动员起来参加劳动了：军官和看守们系上围裙，会干活的人操起了镘刀和铺灰板，而那些还没有轮到值勤的士兵则被叫来推车、抬筐。留在营区的残废也要来搬砖、递土坯。傍晚前就把几个豁口全已堵死，还修好了打破的路灯，而且沿着营区内部的各道墙旁边都划出了一条不许靠近的禁区，两端派有哨兵看守，给他们的命令是：越过此线老枪杀勿论!
傍晚，为国家贡献出一天劳动的囚犯队伍回到营区来的时候，看守们急忙赶他们去食堂吃饭，趁他们还来不及省悟就尽快把他们锁进工棚。按照将军们的作战部署，必须赢得今天这个晚上，这个对昨天的诺言过于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夜晚。同时，他们也指望我们会逐渐地习惯，逐渐就范。
但是，在夜幕即将降落的时候又听到了星期日曾经听到过的那种响亮的土匪口哨声，这是第二和第三营区在用口哨交换信息，就像在大规模流氓集会上那样。(这些哨声是刑事犯们对共同事业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看守们为这哨声所震动，没等尽完自己的职责就逃之夭夭了。只有一名军官——军需上尉梅德维若诺克——稍有疏忽，为了工作耽误了一会儿。结果他不得不当一夜俘虏。
营区再度属于囚犯。但现在囚犯们已经又被大墙隔开了。只要有人敢靠近内墙，了望塔上立即用机枪扫射。打倒了几个人，有些人受伤。路灯又全被弹弓打碎，但是岗楼上打起了照明弹。这时，被扣在第二劳改点的总务科军需富有用了：人们扯掉了他的一个肩章，把他绑在一张桌子上，推向禁区的前沿。他拼命地朝自己人哀号：“别开枪，我在这儿!我是梅德维若诺克!我在这儿，不要开枪!”
囚犯们用长条桌子撞击铁丝网，撞击禁区刚刚埋下的柱子。但在机枪火上压制下既无法把墙打破，也无法爬上墙去。不行，必须挖地道。可是，按照规定，营区内除了几把消防铁锹之外没有铁锹。只好利用伙房的菜刀和汤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几道墙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几个营区和总务科大院又连成一片。这时了望塔上已停止射击。总务科大院里各种工具应有尽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们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费：在夜色掩护下囚犯们拆除了禁区障碍，打通了墙壁，大大展宽了豁口，免得它们再成为陷阱(后来甚至加宽到二十来米)。
这天夜里还打通了通往第四劳改点(监狱)的墙。监狱的看守人员有的逃入岗楼，有的跑上了望塔(卫兵给他们放下梯子来)。囚犯们捣毁了几个侦查室。这样，他们既解放了监狱，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将负起起义领导重任的人们：原红军上校团长卡皮通·库兹涅佐夫(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战后曾在驻德国部队任团长，因为他的团里有一个人逃往西方，他为此被判刑。他被关进劳改营监狱是因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里“对劳改营的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诬蔑”)。还有一位原红军上尉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据某些人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还是个弗拉索夫分子)。
“新”监狱里还关押着肯吉尔镇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们以为是国内发生了全面革命，所以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这革命原来只是局部性质的，于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头牢房里去，而且在整个起义期间，在没有警卫看管的情况下，一直老老实实呆在里面，只在吃饭时才到暴动囚犯们的食堂去。
暴动囚犯!可他们已经有三次竭力从自己身旁推开这种暴动和这种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天赐之物，他们与其说渴望暴动与自由，毋宁说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无法抗拒的海潮所冲击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向一场暴动。
他们该怎么办?相信诺言?那将是再度受骗，这一点已经由奴隶主们昨天以及从前的行径充分证实了。屈膝跪倒?可许多年来他们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并没有换来慈悲嘛!今天就去负荆请罪?可是今天所给予你的惩罚与经过一个月自由生活之后所给予你的惩罚将会是同样严酷的——一奴隶主的法庭只知道机械地工作。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无例外。
不是有人逃跑过吗!要知道，他们是为了过上哪怕仅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这八千人也是一样，他们与其说是掀起了暴动。不如说是逃向了自由，尽管是短暂的自由!八千个人突然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他们现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习惯于冷酷无情的面孔变得温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妇女们认出了男子汉，男人们也握住了妇女的手。那些从前只能经过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书信往来而从未见过面的人们，现在互相认识了!有些立陶宛姑娘过去是经过天主教教士隔着墙壁许婚的，现在她们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规的丈夫，是神从天上把婚姻赐给她们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祷而不受任何人阻挠了。分散在各营区的孤独的外国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国语言谈论着这次奇怪的亚洲式革命。劳改营的全部储备粮食落到囚犯手中。没有人再赶你到派工地点去从事十一小时的劳动了。
囚犯们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号码布，激动得彻夜不眠的劳改营迎来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灯被打碎，电线杆倒在铁丝网上。现在，囚犯们可以顺着地沟自由地从一个营区到另一个工区去。许多人从储藏室取出自己从前在狱外穿的衣服穿上，个别小伙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库班人的平顶小帽，低低地、俏皮地压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现了绣花衬衣，亚洲人还穿起色彩鲜艳的长袍，缠起头巾。过去一片灰黑色的劳改营变得绚丽多彩。)
值日人员到各个工棚招呼人们到大食堂去选举“委员会”——与当局进行谈判和实行自治的委员会(它就是取了这样一个谦虚而谨慎的名称)。
选举这个委员会的时候，人们也许是只指望它能工作几个小时的，但是，命运注定它将在长达四十天的时间里在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发挥政府的作用。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两年前，那么，单单是由于害怕此事被那个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主子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下达那个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弹!”于是便会从各个了望塔上一齐朝着整个营区的人群开枪。至于这会把八千人统统打死，还是只会打死四千，那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心绝不会为此颤动一下，他们是那种从不发抖的人嘛!
但是，一九五四年当时的复杂形势迫使劳改营主子们犹豫不决。同一个瓦维洛夫和同一个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经感觉到某种新潮流的到来。这里已经枪杀过不少人，现在正为此寻找开脱的理由，以便使这已经干下的勾当具有某种合法外衣。这样，他们就难免犹豫不决，从而也就给了暴动者们时间，使他们可以开始独立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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