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名保镖，即两名乌克兰彪形大汉，腰间挎着马刀时刻跟着库兹涅佐夫，寸步不离。
他们这是为了保卫?还是为了报复?
(马克耶夫还断言，起义期间库兹涅佐夫还有一位临时夫人，她也是班杰拉分子。)
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才三十岁。也就是说，他被德军俘虏时只有十九岁。现在他和库兹涅佐夫一样穿上了从储藏室取出的旧军装，极力表现出一副军人气概。他稍微有点跛脚，但这点被他那敏捷的动作掩盖了。
谈判时他态度鲜明、激烈。劳改营当局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过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满十八岁时被捕，现已满二十一、二岁的人)带到营外，单独释放。这大概未必是骗局，因为当时其它很多地方确实也在释放这种人或者已给他们减刑。可是斯鲁钦科夫却回答说;“你们问过从前的少年犯本人吗?他们愿不愿意把同伴们丢在这里而自己从一个营区转到另一个营区去?”(在暴动委员会会议上他坚持说：“这些少年犯是我们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们走!”将军们想在暴乱中释放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于他们是“一股可靠力量”。至于带出去之后会不会再把他们分别关进营区外面的禁闭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奉公守法的马克耶夫还是调查了愿意办理“释放手续”的原少年犯，结果，他证实：在符合释放条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只有十三名愿意出去。这个证明出自竭力取悦当局而敌视这次起义的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惊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不是政治犯，不仅放弃了自由，而且也放弃了自身得救的机会，自觉自愿地留在这注定失败的暴动者中间了……
针对将军们发出的武力威胁，斯鲁钦科夫的回答是：“你们派兵来吧!你们多派些冲锋枪手来!我们会把玻璃屑撒进他们的眼睛，缴下他们的冲锋枪!把你们整个肯吉尔卫戍部队打个落花流水!把你们那些罗因腿军官们一直赶到卡拉干达，踩着你们的脊背进入卡拉干达!那里都是我们的人!”。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关于斯鲁钦科夫的证词也是可以相信的。据说，他曾举起芬兰式短刀摇晃着说：“谁要逃跑，这刀就朝谁的胸膛扎!”他还在工棚里宣布：“谁不出去参加自卫，谁就准备吃我一刀!”这也是一切军人政权和军事状态发展的必然逻辑……
新生的劳改营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样，没有内部保安部门是无法生存的，此项工作也由斯鲁钦科夫领导(他的“军事部”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因为没有希望战胜外部力量，所以斯鲁钦科夫懂得：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乱的日子他曾告诉劳改营的囚犯;统治者们曾经板秘密地向他提出过一项建议，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残杀(戴金肩章的人们对此寄托了很大希望)，这样来给当局制造一个派兵进入营区的良好借口。主子们答应：如果斯鲁钦科夫能办到这一点，事后就可以保全他一条命。但是斯鲁钦科夫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主人还向其他人提过一些什么建议呢?别的人却守口如瓶!)不仅如此，当斯鲁钦科夫听到谣传说劳改营里将要对犹太人采取暴行时，他立即发出警告：对传播这种谣言的人要当众鞭笞。谣言立即被制止了。
斯鲁钦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统派分子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终于发生了。应该指出，这些年来所有苦役营的正统派分子不约而同地都在谴责“屠宰”眼线的行为，他们甚至不赞成囚犯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任何斗争。他们这样作固然有他们的低级算盘(不少正统派分子是劳改营“教父”的走狗)，但同时也还有一套“理论”根据：他们承认来自上面的，当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规模的镇压和消灭，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但是同样的行动，甚至是突然迸发的、个别的、分散的行动，只要它是从下面发动的，他们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还要说是“班杰拉分子”式的(这些正统派分子中间从来没有人承认过乌克兰有权分立，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了)。政治苦役犯们拒绝从事奴隶劳动，对铁栅栏和随意枪杀犯人感到愤慨。这都使劳改营内的那些驯顺的共产党员伤心、苦恼、心惊胆战。
肯吉尔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时正统派便倾巢而出了。(这里有根金、阿普费尔茨维格、塔拉拉耶夫斯基;显然还有阿科耶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此外还有一个长期装病的人，他长年躺在医院里，说他、“脚底下总在旋转”，这类知识分子式的斗争方式他们倒是承认的。而在暴动委员会中他们的代表显然就是马克耶夫。)他们从斗争一开始就指责“本来就不该开始”，界墙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后，他们又指责说不应该挖地道。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残余的班杰拉分子挑起来的。现在他们主张尽早地让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个人不是他们劳改点的人;至于管那个福音派教徒鸣不平，简直可笑!)在马克耶夫的笔记里到处流露出他们这一派别的激怒情绪。他们觉得周围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面八方都有危险——当局会给他们加判刑期;班杰拉分子会让他们背上吃一刀。马克耶夫写道：“他们想用铁器恐吓大家，让大家都毁灭。”他说肯吉尔营的暴动是“血腥的游戏”，是耍弄“假王牌”，是班杰拉分子们的“外行文娱演出”，他还经常把这次事件称为“结婚典礼”。马克耶夫认为暴动领导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荡、逃避劳动和推迟应受的惩罚(他认为判给人们的惩罚自然是公正的)。
这种看法忠实地反映出正统派分子对五十年代劳改营里的自由运动的态度。不过，马克耶夫为人是相当谨慎的，他甚至还参加了暴动的领导班子。而另一个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则公开提出了这些指责，因而斯鲁钦科夫领导的内部安全部便以“进行敌视起义的煽动”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是的，就是这样。起义的、解放了监狱的囚犯们如今办起了自己的监狱。这是嘲笑，但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由于各种罪名(也有人给当局去通风报信)关进监狱的总共只有四个人，而且没有枪毙一个人(相反，这几个人后来倒是有了证据，可以在劳改营领导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参加叛乱了)。
监狱，一般地说，在整个起义期间成了大家参观的场所，特别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旧监狱部分。那里有在屋顶只留着一个进出口而没有窗户的单身牢房，里面一张无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块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显然比牢房本身还要阴冷潮湿;“木床”旁边的水泥地上，像喂狗盆似的放着一个粗陶制的大碗。
委员会的宣传部组织囚犯们去参观这些旧监狱，特别让那些过去没住过这种监狱，今后也许不可能住的人们去。当将军们来到营区时，也领他们去参观。(但他们毫未对此感到惊讶!)宣传部还请求将军们组织镇里的自由工人到这里参观，因为工地上一旦没有囚犯干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会干活的。将军们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来，当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经过挑选的人，他们参观后一点也没有表示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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