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滚边们的打算和行动有时小气到令人惊奇的程度。行动特派员先琴科取走了被捕的带兵军官的图囊和军用包，并当着他的面使用起来。借助于笔录上的花招取去了另一个被捕者的外国手套(在我军进攻时期特别勾起他们不快的，是他们的战利品不是第一手的)——逮捕我的第48集团军的反间谍人员，对我的烟盒起了觊觎之心——其实这甚至并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德国人办公用的某种小盒子，但具有诱人的鲜红颜色。为了这个不值一钱的东西，他采取了一整套公务上的迂回战术：先是不把它写入笔录(“这个你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后，明知口袋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还是叫人把我重新搜查一遍。“啊，这是什么?取走!”——为了使我不能抗议：“把他关到禁闭室去!”(哪个沙皇的宪兵敢于这样对待祖国的保卫者?)——每一个侦查员都拨给一定数量的烟卷，那是为了鼓励招认者和眼线用的。有些侦查员就把烟卷全部吞没了。甚至在侦查的钟点上——在付给他们加倍工资的夜间工作的钟点上，他们也搞鬼：我们曾在夜间的笔录上发觉“从”几点“到”几点的时间被拉长了。——侦查员费多罗夫(列舍塔站，二三五号信箱)在搜查自由人科尔祖兴住所时亲自偷了手表。——侦查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克鲁日科夫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公然对自己的受侦查人k·11·斯特拉霍维奇的妻子伊丽莎白·维克多罗芙娜说;“我需要一条棉被。给我带来!”她回答说：“存放冬季衣物的房间已经被查封了。”那时他就上她家去，不破坏国家安全机关的铅封，把整个门把手卸了下来(侦查员快乐地对她说：“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动手从那里取出她的冬季衣物，顺手还把一件水晶器皿塞进口袋(伊·维自己也尽力拿，自己的东西嘛。他制止说：“你拿的够了!”.而自己却还在拿)。
一九五四年，这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她的丈夫对一切，甚至对死刑判决，都原谅了，并劝阻说：别去干这事!)出庭揭发侦查员克鲁日科夫。由于克鲁日科夫干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而且违反了机关的利益，他得到了二十五年。然而在那里能呆久吗?……
这类事件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有系统地问问过去的被捕者和他们的妻子，就可以出版上干本“白皮书”(从一九一八年起)。也许现在和过去都有一些从来不偷东西的、不侵吞什么的蓝滚边们—一但我断然不能想象出一个这样的蓝滚边!我干脆不明白，既有这样的思想体系，如果他看中了一件东西，有什么能制止住他呢?还在三十年代初，当我们穿着青年突击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西方贵族式的沙龙里，如像孔科尔吉娅·约塞的住宅，举办起晚会来了，他们的夫人就已经全身外国服饰打扮——这从哪里弄来的呢?
请看他们的姓名——好像他们是根据姓名被挑去工作的!例如，在克麦罗沃省的国家安全机关里五十年代初期有：检察长特鲁特涅夫(俄语中有“不劳而食者”的意思——此处及以下各姓的俄语含义均为译者注)，侦查处长什库尔金少校(”自私自利者”的意思)，副处长巴兰京中校(“烂菜汤”的意思)，他们有个侦查员叫斯科罗赫瓦托夫(“抓得快”的意思)。这连想都想不出来!一下都凑在一起了!我已不再重复提沃尔科比亚洛夫(“狼瞪眼”的意思)和格拉比辛科(“抢劫”的意思)之类了。这类的姓名又是这样地集中，难道完全没有反映出什么东西来吗?
又要怪囚犯的记忆力;II·科尔涅耶夫忘掉了那个同他一起蹲过弗拉基米尔隔离所的国家安全机关上校的姓名，他是孔科尔吉娅·约塞的朋友(科尔涅耶夫也认识她)。这个上校是追求权力本能和追逐暴利本能的混合化身。一九四五年初，在最宝贵的“战利品”时期，他死气白赖要求到机关中负责监督这种抢劫的单位去工作，这些单位(由阿巴库莫夫亲自带头)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拼命捞取“战利品”(并且很得手)。我们这位英雄搜刮了整整几车厢的东西，造了好几所别墅(一所在克林)。战后，他的气派那么大，当他一抵达新西伯利亚车站时，就命令把餐厅里的全部顾客赶走，并让人把姑娘和女人们赶到一起，强迫她们光着身子在桌子_L跳舞，以供自己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寻欢作乐，即使干这种事他本来也会平安无事，但是他却违背了另一条重要的戒律，像克鲁日科夫那样，触犯了自己人。那个是欺骗了机关，而这个则是专拿引诱别人妻子打赌，他引诱的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而是契卡行动工作同志的妻子。于是就没有得到原谅!——带着五十八条被关进了政治隔离所。他在牢里，一想到有人竟敢把他关起来，感到十分恼火。他毫不怀疑上头还会改变生意的(也许已经改变了主意)。
这种倒霉的命运——自己坐牢，对于蓝滚边们并不是那么稀有的，避免这种命运的真正包票是没有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很少吸取过去的教训。想必又是由于缺乏高级理性的缘故，而低级理性则对他们说：情形稀见，碰上的人也很少，我会躲掉的，况且自己人也不会撒手不管。
在患难中自己人确实尽力照顾，他们有一条默契：对于自己人至少在待遇上要给予优惠(马尔芬特种监狱里的H·q·沃罗比约夫上校、卢宾卡监狱里的上面已经说到过的B·H·伊利英在八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享受优待)。他们中因私人过失而个别坐牢的那些人，由于这种行帮内的照顾措施，通常过得并不坏，这使他们认识到平时工作中那种逍遥法外的感觉是有根据的。然而，也知道有几个把劳改营行动特派员扔到一般劳改营服刑的例子，他们甚至碰上了自己过去管辖的犯人，这时他们的处境就不妙了(例如，一向把盗窃犯当依靠对象并且刻骨仇恨五十八条犯人的行动人员蒙申，就被他依靠过的那些盗窃犯赶到了板铺底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探听到这些事例的详情——无法细说。
但是，有失掉一切的危险的是那些落入水流中(他们也有自己的水流!……)的国家安全人员。水流——这是一种自然力量，这是一种比机关本身还要强的力量，这里谁也不会来帮你的忙，否则连自己也会被卷进这个深渊去。
在最后的时刻，如果你消息灵通，有强烈的契卡人员意识，你还可逃出这个狂澜，证明你与它无关。例如萨延科大尉(不是那个以枪杀、用军刀在身体上钻眼、打断小腿、用重锤压扁脑袋和用火刑闻名的一九一八年哈尔科夫的木匠一契卡人员，——但也许是亲戚?)出于一时软弱爱上了中东铁路人员科汉斯卡哑并同她结了婚。突然，在浪潮刚一兴起时，他就打听到要抓捕中东铁路人员。他在这时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动处长。他分秒不失地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一把心爱的妻子投进监狱!——甚至不是作为中东铁路人员，而是给她炮制了一个案子。于是就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高升了，成了托姆斯克的内务局长。(又是一个题材，这种题材这里有多少呀!也许什么人能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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