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假如我们忽略了不眠不休的契卡行动处在每个流放地点的高度警惕性，不谈谈他们经常把流放者找去谈话、收买他们中间某些人、收集告密材料、利用这些材料给人们重新判刑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描绘出苏维埃流放地的景象，就会使它减色。是的，到一定时间总要重新判刑的，因为流放者的单调、呆板、僵化的生活到时候总要改变成劳改营的有生气的、熙熙攘攘的生活呀。第二次麻烦，审判和新的刑期，这是许多流放者生活的自然结局。
像彼得·维克斯涅那样作是否对呢?他在一九二二年从当时的拉脱维亚的反动资产阶级军队开了小差，跑到自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在这里，一九三四年，他由于还同留在拉脱维亚的亲属保持通信而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他的亲属在拉脱维亚却并未受到任何迫害)。但是，维克斯涅没有气馁。他这个流放的火车司机在阿亚古兹机务段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甚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机务段里还挂出了“向维克斯涅同志学习!”的横幅标语，可是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维克斯涅“同志”就第二次被抓入劳改营，而且命运注定他再也没能从那里出来。
流放地也同劳改营一样，判处第二次刑期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为了向上级证明契卡行动人员是经常保持着警惕性的。流放地也和其它地方一样采取了加强措施，以帮助囚犯们尽快认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更好地服从管制。(一九三七年，齐维尔科在乌拉尔斯克总共蹲了三十二天禁闭室，就被打掉了六颗牙!)但是，也有过一些特殊时期。例如，一九四八年就向各流放地普遍撒开了很密的拉网，把所有流放犯一网打尽，又统统抛进劳改营。(沃尔库塔地区就是一例，因为“沃尔库塔将成为一个工业生产中心，斯大林同志指示要清理这个地方”。)有些地区则只把男流放者送进劳改营。
即使有人未被第二次判刑，“流放的结束”也是遥遥无期的。例如，在科雷马河沿岸一带，“释放”本来就只意味着离开劳改营的岗楼监视转入地方警备队的监督。流放实际上没有尽头，因为反正无法离开这个地区。假如真的允许谁短期离开科雷马来到“大陆”上，那他也会埋怨自己命苦的：因为他在“大陆”上呆不多久就会带着新刑期回到古拉格群岛去。
流放地的天空本来就昏暗无光，而契卡行动处的努力使它变得更加阴森了。契卡行动人员锐利的目光、暗探们的小汇报、为了给孩子们挣得一块面包而不得不担负的、毫无乐趣的沉重劳动，这一切使得流放者经常生活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孤独中，他们完全被分割开了。在这里，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监狱和劳改营里还可以进行的那种长时间的谈心，也听不到人们关于既往生活的回忆。
因此，要搜集有关流放生活的材料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的流放地也没有留下多少照片。流放地即便有照像师，也只拍文件上用的照片，供给干部科和特别科用。给一群流放者拍照?几个人合拍?这是想干什么?怎么回事?必须立即报告保安部门：看，反苏维埃的地下黑组织!可以按照片一个个全抓起来。
他们倒是有一回很谦恭地照了一张像(甚至出现在西方的出版物上)：身体瑟缩在苏维埃的破衣烂衫里，暗淡无神，垂头丧气，曾几何时，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物——大名鼎鼎的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伊兹梅洛维奇，马约罗夫，卡霍夫斯卡娅——他们往昔的桀骜不驯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秘密地奔往首都了?不刺杀人民的压迫者了?不扔炸弹了?
我国的流放地可没有给我们留下那样的集体照片。读者还记得吧，不是有一张几个人合拍的、表情相当愉快的照片吗?那上面左起第三人是乌里扬诺夫(列宁)，右起第二人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他们都吃得饱饱的，穿得干干净净，不知道贫困，不从事劳动，有胡子的还把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戴皮帽的戴的是上等毛皮帽。
孩子们，看!那时候可真是暗无天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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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放逐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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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也许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但是，就我们一般人的平均记忆能力之所及，确实想不起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十七世纪有过大批地强迫整个民族迁移的事例。历史上确曾有对殖民地的征服，大洋中的岛屿上、非洲、亚洲、高加京都发生过胜利者征服土著民族、并掌握政权的事实。但是，古代殖民者的简单头脑却没有想到应该把土著民族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使他们离开祖辈居住的家园。或许只有往美洲种植场运送黑人奴隶的事与此略有相似之处，算得上是个先例吧?但是，那也并不是某个国家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进行的：那只是个别的基督教徒——奴隶贩子干的：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有利可图，胸中燃起了贪欲的烈火，纷纷奔到非洲，各自为自己捕捉、诱骗、购买单个的或几十个黑人运走。
只有当文明人类的希望——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也只有到了民族问题在“唯一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得到最高度发展的时候，那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权威的专家才能得到特许，才能够采取在四十八小时内，二十四小时内、甚至在一个半小时内彻底、干净地描整个民族一个个强行迁移出去的办法。
自然，他本人在思想上也并不是立即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他有一次甚至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在苏联，有人会因为他的民族成份而成为迫害的对象，这样的事情是不曾有过而且不可能有的。”在二十年代，所有这些民族的语言都曾受到鼓励，那时人们还不断地对克里米亚人唠叨说：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是你们鞑靼人的!当时甚至还可以使用阿拉伯字母，街上的招牌、题词都是用鞑靼语写的。
可是，忽然，这一切原来……都错了!……
“伟大舵手”甚至在推行过强制迁移农民的伟大运动之后，都没有立即想到这个方法原来是可以轻易地应用在民族方面的。堪称他的兄弟的希特勒，在根除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方面倒是有些经验，但那是后来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事，斯大林老爷子考虑这个问题可比他早得多。
除了那场农瘟之外，直到强制迁移整个整个的民族之前，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流放事业虽说也曾拥有几十万人之多，但毕竟无法同劳改营相提并论，它还没有那么光荣和雄伟，以至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从前也有过移民流刑犯(经法院判决的)，有过行政流刑犯(不经法院判决的)，但那两者都限于有数可订的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犯的法律条文及罪状;材料上都附有半身的正面和侧面照片。只有英明而耐心的、能够一丝不苟地干各种脏活儿的机关才能够把一粒粒的砂子穿成串，由那些被摧垮的家庭造成一个个流放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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