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人们能够想到些什么?怎样选择和决定最需要的东西?有一个中尉奉命强制迁移一户人家(这家里有个七十五岁的老奶奶，母亲五十岁，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和一个二十岁的儿子)。他向这家人建议说：“一定要把缝纫机带上!”谁能想到：后来这一家人就靠了这台缝纫机才得以活命声
不过，这种快速强制迁移的办法有时也对受害者有利：它像是一阵旋风，过后就不见了。最好的笤帚也会漏掉一些东西的。有的妇女恰巧那几夜没在家里住，旋风过后又回到本村来了。她便到财务局去请求打开家门上的封条，财务局也居然就给她打开了：随你去住吧，再发布命令时再说!
运牲口的列车车厢并不大，运马时定额是八匹马，运士兵时定员三十二人，运囚犯要装四十八，而运塔林地方的特种移民时则装五十人。仓促间没有对车厢进行必要的改装，人们请求在车厢的底板上打个洞，以备大小便用，但这也没有及时批下来。只放一个普通水桶当马桶。它很快就满了，溢出来弄脏人们的随身行李。从上车的最初一分钟起，这些双足哺乳动物就被迫忘掉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最初一天半，他们被锁在车厢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婴儿饿死了。(这一切我们早已在本书中看到过，在两章之前，对吗?二十年之前如此……此时仍然如此……)火车在尤列密斯特车站上停了很久，车厢外面不断有人奔跑，敲打着车厢板呼叫姓名，妄想给车里的熟人送点吃的或其他物品。但是，这些人马上就被驱散了。锁在车里的人却在挨饿。等待着这些衣着单薄的人们的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
中途才开始分发面包。在几个车站上给了菜汤喝。所有列车都是开往远方的：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只是巴拉宾斯克一处就运来五十二个车厢的爱沙尼亚人。用了十四昼夜才到达阿钦斯克。
是什么东西在这绝望的路途中支持这些人活下来的?那不是信仰，而是仇恨所带来的希望：“这些家伙快完蛋了!今年就会发生战争。秋天我们就能返回故乡。”
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任何一个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对于关在铁笼子里的这些人的这种想法都不可能同情，不可能理解，也许还不能原谅。前面我已提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0年也曾这样相信过，盼望过。那些年代这个制度之不公正、二十五年刑期以及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命运已经使忍耐达到最高点，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武装警卫也无能为力的最高点。(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制度是不讲道德的，那么它属下的臣民也就可以对它不承担任何义务了。)需要把人们的生活糟踏到什么程度才会使牢房、囚车和运牛车里的千百万人把绝灭性的原子战争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祷它发生啊?!……
但是，没有人哭。谁也没有哭。仇恨能够烧干人的眼泪。
爱沙尼亚人在路上也考虑另外一件事：西伯利亚人将怎样迎接他们?一九四0年时期西伯利亚人对放逐来的波罗的海沿岸人是进行掠夺的——勒索他们，一件皮大农只换给半水桶土豆。(当时我国的衣着褴褛的人们确实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的人看成资产阶级分子了……)
这一次，一九四九年，事先对西伯利亚人进行了宣传：运来的都是些坏透了的富农分子!但是，从火车上下来的“富农”却个个衣衫破旧，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检查时俄罗斯护士们意外地发现这些妇女都很干瘪瘦弱，她们抱的小孩连一块干净尿布都没有。爱沙尼亚人被分配到人烟稀少的集体农庄去、一当地的西伯利亚农庄妇女背着领导给这些特种移民送来她们仅有的东西：半公升牛奶、一块菜饼或者一块黑面饼。
这时候，爱沙尼亚的妇女们才流下了眼泪。
但是，当地除了农妇之外，当然，还有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他们却真相信运来的都是法西斯余孽，而且这些坏蛋还不愿意劳动，不愿意为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出点力气，真是忘恩负义!(“应该把你们统统淹死!”团员积极分子对放逐者这样喊叫。)团员积极分子也就成了这些人的看守，监督他们劳动。积极分子早已预先接到命令：一听见枪响就立即组织对这些人的围捕。
在阿钦斯克车站上发生过一次有趣的“差错”。比利留斯地区的领导为了给本区楚雷姆河沿岸几个农在增加人力，贿赂了押解人员，买了十车皮特种移民，共五百人，并且迅速地把这些人转运到了距阿钦斯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楚雷姆地区。可是，按计划这些人是要运到哈卡斯自治州的萨拉林斯克矿务局的。矿务局在等待补充人员，可人已经被卸在集体农庄里了。这些农庄前一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平均只有二百克粮食。入春以来这里的粮食、土豆全巴吃光，各村一片俄牛的叫声，奶牛像野牛一样冲向半腐烂的干草。因此，农庄只能给新来的人每人预支一公斤面粉作为一星期的粮食。这并不是对放逐者的歧视和克扣，这点预支已经十分合理了，它几乎等于未来一周的全部工资!刚离开故乡的爱沙尼亚人不禁大吃一惊……(不错，农庄附近的波利诺耶村里就有几座大粮仓，仓里的存粮年年增加，一直没有安排外运。但这批粮食已属于国家，不是农庄财产。周围的农民在饿死，却不肯从那粮仓里拿点粮食分给大家吃，因为那是国家的、农庄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张从仓库里给那些尚未饿死的社员每个人分了五公斤粮，他为此被判处劳改。粮食属于国家，缺粮只是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书议论了。)
强制迁移来的爱沙尼亚人在楚雷姆农庄里挣扎了大约三个月，怀着迷惘不解的心情学习掌握一条新的生活规律：要么去偷，要么饿死!他们以为会永久呆在这里了。突然，一道命令，又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赶到哈卡斯的萨拉林斯克区去(矿务局的主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补充人员)。哈卡斯本地人很少，各村几乎全是流放来的人，每村都有个警卫部。到处是金矿，到处在钻探，矽肺在蔓延。(这一广大地区与其叫哈卡斯自治州或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莫如叫哈卡斯金矿局或叶尼塞工程局更贴切;这些地方与其说受边区苏维埃和党区委的领导，毋宁说受内务部部队将军管辖。区委书记们也得听命于区警备司令。)
但是，送到金矿场的人还不算是最悲惨的。真正悲惨的是那些被强行编入“淘金劳动合作组”的人。淘金工人!听起来多么诱人!像是在闪着金光、散发着金粉。但是，当今世界的任何概念一到我国就都十分容易地被歪曲了。当局知道这些特种移民不敢反抗，所以就把他们赶进这种“合作组”，让他们去开采那些政府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的矿场。那里已经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像下雨似地流着水，劳动艰苦，挣钱很少。只因为国家舍不得放弃这一点点金子，才叫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去把它舔干净的。“劳动合作组”属矿务局“淘金科”领导。矿务局只知道下达计划指标，要求完成计划，根本不想想自己还负有其他责任。这些“合作组”的人确有“自由”，但那不是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而是不受国法保障的自由：他们没有带工资的休假日，星期目也不一定休息(像囚犯一样)，也许会宣布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月”，那就一个星期日也没有了。从国家得到的恩惠是：不出工就被判刑。人民法院每两月派来一次巡回法庭，每次都判处许多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强制劳动。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这些“淘金工人”每月可以挣到三四个“金卢布”(相当于斯大林时期的一百五十到二百卢布，仅为最低生活费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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