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办吧。我们知道，医学界得出的最新结论是：人根本不需要睡眠八小时，四小时就足够了!所以，我现在命令你们：都要早晨七点开始工作，夜里两点结束。午饭和晚饭时间可以各休息一小时。”
听到他的这段训词，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只是觉得可怕。大家都蜷缩着沉默不语，最后也只能鼓起勇气来讨论了下……晚饭的一小时放在什么时间最合适。
是的，流放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人们早就告诉过我，流放者的命运就是由这一类的命令决定的。在座的都是流放者、都担心自己失掉工作：一旦被解雇，在科克切列克将长期找不到工作。况且，归根结底，这又不是替主任个人干，而是替国家干嘛，工作需要嘛!这样，在他们看来那医学界的最新结论也就完全可以忍受了。
啊，真想站起来嘲笑这个自鸣得意的野猪一番!哪怕只是痛快一时也好!但是，那就会被说成十足的“反苏维埃煽动”，说你是在号召破坏一项极重要的工作!要知道，你一生中已多次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中学生、大学生、公民、士兵、囚犯、流放者，——不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总是在领导掌握之中的，你总是必须鞠躬、沉默。
假如他说的是工作到晚上十点，我也许就老老实实坐到十点了。可是他的命令却等于宣布精神死刑：他等于叫我在自由的流放地停止写作!不，见你的鬼去吧!连同你那商品减价一起见鬼去!劳改营的经验给我暗示了出路：口头不必说反对，只须默默不执行。我同大家一起温顺地倾听了主任的命令。可是，一到下午五点，我便离开办公桌回家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才又来到办公室。别的同事这时早已在那里计算，至少是装出一种在计算的姿势。他们像着野人似的看了看我。姆-泽虽然心里赞同我的作法，但他自己却不敢，他偷偷告诉我：昨晚主任在我的空办公桌前面大发雷霆，说一定要把我再赶到一百公里外的沙漠去。
说老实话，我确实有些害怕：当然，内务部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说不定真会赶走。那时你就别想再看到这区中心市镇了!但是，我很幸运：我登上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即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今来到流放地，又碰上斯大林之死。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某种新鲜气息已经慢慢飘到我们这个边远地区，飘进了区警备司令部。
一个新时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这就是群岛历史上最宽大的三年时期。
主任没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没有来找我。这一天，我在那些不断打瞌睡、不断计算错误的同事中间以清晰的头脑进行工作，并且决定今天仍旧平到下午五点，准时离开办公室。反正会有个什么结果的，不管是什么，就让它快来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认识到：人可以牺牲许多东西，但不应牺牲核心的东西。我决定不牺牲早在特种劳改营的行列中就已开始构思的剧本。我胜利了。整整一个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的办公桌空着。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时把脸扭过去。
但是，命运注定我无须整顿“哈泽克斯坦”的农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个哈萨克人(中学教务主任)忽然来到区消费合作社。此人在我来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前充实教学力量，还是有意要往区教育局那位蛇局长的汤里撒点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来对我说：“快去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来了。他装进衣袋，立即驱车去江布尔市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三天之后，他又来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面前。一这文件是由同一个无耻之徒签署的，一个月前他曾确认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现在，四月，他委任我为数学教员兼物理教员，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后即将进行结业考试的两个毕业班去!(教务主任是冒着危险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政治上冒着危险，而是他担心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会不会使我把数学忘掉。考试几何和三角那天，他没有叫我当着学生的面打开试卷，而是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把几个数学教员都请来，叫我当场解答试题，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的答卷与标准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这使他和所有教员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要在这里成为笛卡尔是多么容易啊!后来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级数学统考时，区里常常接到各村教员打来的电话：题出得不对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样呀?……因方那些教员自己也只是七年制毕业嘛……)
我可以走进教室，拿起粉笔了。内心的幸福不可名状。这一天我才获得真正的释放，获得真正的公民权!至于流放地的其它条件，现在对我都无所谓了。
在埃克巴斯图兹的时候，囚犯的队伍时常从那里的中学旁边走过。我当时望着活跃在校园里的孩子们，望着女教师朴素大方的服装，把那里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铃声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无天日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实在把我折磨苦了。当时我觉得，哪怕在这贫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图兹当一名流放者，能够按照这铃声拿着教室日志走进教室，像要揭示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似地以神秘的面孔开始讲课，那就会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向往，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当教师的天赋，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满足的自我评价和长年无人需要的才干与奴隶般的低下地位之间的鲜明对比。)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只顾注视古拉格群岛和国家的生活，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初战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已经死亡了，它早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膨胀起来的校舍和空荡荡的铃声。首都的学校，偏僻山村的学校全已经死亡。当精神死亡像毒气一样蔓延全国的时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们、除了学校之外，还能是谁呢?
不过，我也只是在几年之后，当我从流放的国度回到俄罗斯这个宗主国本土时，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科克切列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黑暗势力的整个发展趋势尽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们还活着，还没有窒息!
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是在整个成长时期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的。学校购教务会议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会议上，一提及这些孩子，总是说(对孩子们本人也同样说)：他们是在苏维埃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生活的，他们在行动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同别的孩子没有其他差别……但是，每个孩子自己却亲身体验到他们身上套着枷锁，他们从刚刚记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个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乐趣的(像画报上和电影里所反映的那种)生活世界完全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参军也很少有他们的份儿。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批准后到城市去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顺利地读完大学——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这些孩子关于这个无所不包的广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限于在这中学里取得的知识。许多年来这所学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受教育场所。另外，沙漠地带的人生活贫苦，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娱乐上，这些娱乐对于二十世纪的、从伦敦直到阿拉木图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蚀作用啊!宗主国本土上的孩子们已经不习惯学习了，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把学习看作一种不得不尽的义务，因为在成年之前总要找个地方呆着。但是，这些流放者的孩子则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们，他们是把学习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学习对他们就是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像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离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们平起平坐。他们的自尊心只有在认真学习中才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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