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甚至就是那个团里的人!)会反驳我：如果他这样看，那就该早在兵役局给他穿上漂亮军服的时候声明这一点，而不该到了抱住大树的时候才说!是的，从逻辑上我并不想替他辩护，从逻辑上我也应该蔑视他，恨他，应该在同他握手之后感到厌恶才对。
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类感觉!这是否税为我不是那个团的人，没有体验到当时的境况?还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个团的命运实际上还取决于其他上百种因素呢?或者因为我从未看到姆一泽趾高气扬的样子，只看到了他陷于绝境的样子呢?我们每天见面都诚挚地热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体面的。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他可能变成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而我们却往往根据命令，根据法律，根据一时心血来潮，或者由于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愿地、高兴地拿起石头朝着那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个打击。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头掉下来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呢?那时，你就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了——对罪行，对罪人，对他人和对自己，都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我讲了许多宽恕的话。人们以惊奇而愤怒的口吻反驳我：还有个界限没有?总不能对什么人都宽恕吧!
我回答说：并不是什么人都宽恕。我只宽恕倒下的人。只要那个偶像还高踞在统治者台上，额上显出一道无上威严的皱纹，还在冷酷无情地、随心所欲地糟踏我们的生活，那你就给我挑选更重些的石头吧，不，让我们十个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来朝他撞去!
但是，当这个偶像一旦滚落下来，一旦倒在地上，当这大地的撞击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脸上耕出第一道犁沟时，那就放下你举起的石头吧!
因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类中来。
不该剥夺神指给他的这条道路!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总的说来，我们科克切列克作为一个流放地，也同整个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一样，还算是比较优越的。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庄，这里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坏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库尔代地区，土地还很肥沃呢)。许多人能够被分配到城市里(留在江布尔、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图和伏龙芝)，而且这些人的无权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较起一来并不很突出。这些城市的物价便宜，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业市镇。因为当地居民对工业、手工业和脑力劳动向来不感兴趣。即使那些落到农村的人，也不全被无情地赶进集体农庄。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只有哈萨克人参加集体农庄劳动，其他人大都在农业机械站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个职位，工资虽说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顷水浇菜地，可以养牛羊，喂猪。有一批西部乌克兰人是经过五年劳改营之后作为行政流放被送到这里的，他们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给当地的建筑公司做土坯，劳动相当艰苦。但他们认为，尽管这个地区气候干旱，土地是粘土，浇水不足庄稼会枯死，但这里没有集体农庄，生活比在可爱的乌克兰沃土上的集体农庄里要好过得多。因此，当他们接到释放命令时，竟一致决定永远留在这里。
科克切列克的行动人员很懒惰;这可以说是哈萨克人的普遍懒惰性格中唯一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我们中间也有告密考，但我们却感觉不到这些人的明显威胁。
行动人员和告密者的无所作为，制度变得温和起来，这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时代的这种力量，经过多级传动装置的撞击和摇晃之后虽然大大减弱了，但毕竟还是传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罗希洛夫大赦”进行欺骗。(虽然大赦是由共同执政的“七诸俟”发布的，但在古拉格群岛上我们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虽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就曾戏弄过政治犯，但那次教训不够深刻，早已被人遗忘了。流放地也同劳改营里一样经常开着“小道消息”之花。现在又有人在暗地传说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惊人的!就拿H·H·格列科娃来说吧。她经过十五年的折磨，两次被判刑，可她这时竟在她小土坯房的墙上挂起了一张伏罗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会带来奇迹。说来也怪，奇迹果然发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和签字又嘲弄了我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确，在一个为悲痛所震惊的国家里，为悲痛所震惊的统治者们为什么恰恰必须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把罪犯们释放出来呢?这件事表面上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释。难道只因为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吗?安葬斯大林之后，他们就开始收买人心了。提出的理由’是：“由于我国已经根除了犯罪现象”!(既然如此，监狱里关的是些什么人?那岂不无人可赦了?!)但是，他们照旧站在斯大林的水平上，仍然奴隶般地沿着同一条思路思考，所以他们只对流氓和土匪实行大赦，对第五十八条犯人的赦免则只限于“五年刑期以下的人，包括五年刑期的在内”。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根据正派国家的作风推断，会认为规定“五年刑期以下”就会使四分之三的政治犯回家了。实际上，我们的难友中被判这种“幼儿园刑期”的人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可是这样却放出了大批小偷，使他们像蝗虫一般扑向老百姓。只是许久之后民警机关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那些大赦出狱的土匪重新抓回来。)
我们科克切列克对大赦的反映也很有趣。这里恰好有一些人是已经服满五年“幼儿园刑期”的，但满刑后没有释放，而是未经法院判决就强行流放到这里来了。他们中间有乌克兰人，也有诺夫哥罗德人，大都是孤独的妇女和老人。他们最老实.也最不幸。他们听到大赦的消息很兴奋，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乡去了。但是，两个月后却接到一纸冷冰冰的解释：这批人的(补充的、未经法院判决的)流放不是为期五年，而是永久性的，所有流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东尼娅·卡扎丘克的妇女，她本来是个自由人。她从乌克兰到这里来看望被流放的丈夫时，当局为了“整齐划一”起见把她也填写成了流放移民。听到大赦消息后她向警备司令部提出了请求。但人们“合理地”驳回了：你从未被判过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样，你的流放没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这样的话，什么德拉古、梭伦、查士丁尼连同他们的法典”就都得统统见鬼去了!……
这样，谁也没有从大赦中得到什么。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特别是贝利亚完蛋之后，真正的缓和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到了我们这流放的国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释放回家。流放者的子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学去上学了。在工作单位无人再指着鼻子说“你是流刑犯!”。一切都有所缓和。有的流放者甚至得到了职务上的升迁。
警备司令部里有些办公桌空了出来。“这位警备部军官哪去了?”“他吗?他不在这里工作了。”警备司令部的编制在压缩，人员大大减少!态度比从前和气了。神圣的汇报制度如今也不那么神圣了。“今天上午没来按时汇报?行啊，下次再说吧!”忽而给这个民族，忽而又给那个民族恢复了部分权利、流放者可以在本区范围内自由旅行，申请去其他州的手续简化了许多。人们越来越多地传说：“快要放回家乡了。回家乡!严确实，那些因当过俘虏而被流放的土库曼人回家乡去了。接着又放回了库尔德人。有些人开始变卖房产，房价大大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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