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们朝士兵这边走近了一些，数说着羞辱他们，诅咒他们：“你们怎么会干出这种事问”“你们向谁开枪啊?!”“你们是对人民开枪!”士兵们则辩护说：“不是我们!我们是刚刚调来，刚刚换防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看!我国的杀人犯们干得多么麻利(可是人们却说只是些什么“笨手笨脚的官僚”)：他们已经及时地把那一队士兵调走，调来了另一批不了解情况的俄罗斯人士兵了。看来，普利耶夫将军对自己的专业确实内行。
渐渐地，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广场上又重新集结了许多人。(新切尔卡斯克人真是勇敢本市广播电台不住地重复一句话：“公民们，不要受挑拨者的影响!回家去吧!”广场上站着拿冲锋枪的士兵。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冲刷掉。可是。人们却又集拢过来了。)愤怒的喊叫声。不仅如此，又形成了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这时人民已经知道有苏共中央的六名高级成员乘飞机来到了新切尔卡斯克，(哼;很可能在第一次射击之前就到了吧?)其中当然包括米高扬(处理布达佩斯之类问题的专家)。弗罗尔·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其余几个人的名字，人们说的不准确)。她们住在骑兵军官进修学校(从前是士官武备学堂)大楼里、就像住进了一座要塞。新电机车厂派了一个青年工人代表团去向他们说明事件经过。人群里喊着。“让米高扬到这里来!让他亲眼看看这些鲜血!”不，米高扬是不会来的。大约下午六点，倒有一架直升巡逻机在广场上低空盘旋，进行观察。然后飞走了。
进入骑兵军官进修学校大楼的工人代表很快就出来了。一切都已协商好：士兵的警戒哨放工人代表进去，然后由军官们陪同他们登上市委大楼的阳台。广场上立刻静下来，鸦雀无声。代表们向群众传达说：已经见过各位中央委员，向他们说明了这个“血腥的星期六”的全部经过，当科兹洛夫听说孩子们随着第一排枪声纷纷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他都哭了。(有谁了解这位弗罗尔·科兹洛夫吗?谁了解这个列宁格勒的党内蠢贼的头子、最残酷的斯大林分子吗?说他哭了?!……)代表们还说：中央委员们答应一定要查清这个事件，严惩肇事者。(是啊，在特种劳改营也是这样答应我们的!)现在呢，大家尽快散开，回家去吧!不要在市内制造混乱!
但是，群众并没有散开!傍晚时，人聚得更多了。看，这些无所畏惧的新切尔卡斯克人!(有人传说，政治局的这个工作组在当天晚上曾作出决议，要把全市居民一个不留地强制迁移到外地去!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整个民族都迁移了，一个市的居民算得了什么!当年强制迁移各民族时呆在斯大林身旁的不也就是这个米高扬吗?)一晚上快九点钟的时候，曾试图用坦克把市委大楼前面的群众驱走。但是，坦克手们刚要发动马达，人们就紧紧地把坦克围起来，关闭了顶盖，堵死了了望孔。坦克沉寂了。冲锋枪手们站在一套Z并不想帮坦克手的忙。
又过了一小时，几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从广场的另一面开过来。上面配备着冲锋枪手掩护。(本来嘛，我们是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的;我们不是把德国法西斯都打败了吗!)坦克和装甲车高速前进(两旁便道上的青年人们对它们吹口哨。大学生们这时已经放出来了)，终于把莫斯科大街和普拉托夫大街的行车道清理出来了。
一直到半夜时分冲锋枪手才开始对空打曳光弹，群众才慢慢散去。
(人民怒潮的力量啊I你能够多么迅速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状况呀!昨天夜里，宵禁还显得那么威严可怖，不容冒犯;而今天此时却是全城的人都在街上游逛。吹着口哨。莫非这就是隐藏在半个世纪的外壳下面的东西吗?——如此迥然不同的人民，迥然不同的空气?)
六月三日，新切尔卡斯克广播电台播送了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两人的讲话。科兹洛夫并没有哭。他们也没有再许诺要查明当权者中的肇事者。他们在讲话中只提到：这次事件是由敌人挑动起来的，而敌人一定会受到严厉惩。、(是呀。广场上的群众早已散开了嘛!)米高扬还说，苏联军队根本不许装备达姆弹，所以那些达姆弹肯定是敌人使用的。
(但是，这些敌人是谁?……他们是用什么降落伞空降来的呢?他们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哪怕揪出一个来叫我们看看也好嘛!哎，我们已经太习惯于受人愚弄了。只要对我们说一声“是敌人”，我们就似乎全都明白了……就像中世纪时人们提到魔鬼一样……)一市区商店里的商品顿时丰富了：出现了黄油、灌肠以及其它许多本市商店里好久没有看到过的、只有在首都的商店才能买到的商品。
所有受伤的人从此便不知下落，谁也没有再回来、相反地，死伤者的家属(他们总一要寻找自己家的人吧!这就暴露了自己。……)全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其他许多有牵连的人、被记住的人、被抽入照片的人也都遭到同样命运。对被捕的游行参加者进行了一连串的秘密审判。也有两次审判是“公开的”(旁听证只发给各企业党的干部和市委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其中一次公审是审判九名男子(全判枪决!)和两名妇女(各判十五年徒刑)。
市委成员原班人马未动。
这个“血腥的”星期六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六该市电台广播说：“电气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同志们保证要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如果当初的沙皇不是那么软弱无能，他在一月九日那天本来也可以想到在彼得堡逮捕一些举着神幡的工人，并且给他们贴上匪徒的标签的。“那就可以宣布：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革命运动”。
例如，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前一年，一九六一年，亚历山德罗夫市的民警把一名被拘留的人殴打致死，后来又禁止人们抬着死者棺材经过民警派出所l‘帅IJ送往墓地。因此，群众忍无可忍，一把火烧掉了这个派出所。马上开始了大逮捕。(穆罗姆市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时间相隔不久。)那么，今天该怎样审理这些被捕的人呢?在斯大林时期，一个裁缝往报纸上插了一根针，因为他插得不是地方，以致按刑法第五十八条被判了刑。现在判罪的手段比那时高明多了;捣毁井烧掉派出所也可以不算政治事件，可以说成是“一般土匪行为”。上面下达的指示就是这么写的：“群众性的风潮”不算政治行动。(访问：那还有什么能算是“政治”行动呢?)
这样，我们国内就再也没有“政治犯”了。
可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另外还有一股从未枯竭过的水流，它一直在流着，这些“罪犯”从未受到过“能够起死回生、复活万物的阳光雨露”的滋润……这股不竭的水流不管是在“破坏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还是在“恢复并遵守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而在赫鲁晓夫当政之后变得更加壮阔了。
这是那些宗教信徒。反抗新一轮封闭教堂的恶浪的人。被赶出修道院的修士。顽固的教派分子，特别是拒绝服兵役的，对这些人可就别见怪了，这是直接帮助帝国主义，按照我们这个温和时期的作法，头一次就只给你五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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