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廊里有了新的动静：穿着灰色长罩衫的寄生虫———一个躲在后方的壮健的小伙子用托盘给我们送来我们的五份LI粮和十块方糖。我们的“耳目”围着食物团团转：虽然现在免不了要用抓阄来决定一切，面包头和添头的多少、面包皮脱落的程度都要考虑在内，一切让命运来决定吧(哪里没有这种情形呢?这是我们多年全民挨饿的产物。在军队里分一切东西也是这样做的。德国兵在自己的战壕里听的多了，便学着逗乐说：“给谁?——给指导员!’’)——但“耳目”只要把所有的东西拿一下，便会在手掌里留下面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层。
这些四百五十克的没有发起来的半生不熟的面包内瓤跟稀泥一样，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们的“拐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开始了!一天开始了，这才是真正开始了!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要解决：他昨天把口粮处理得是否正确?用细线把它拉成小块?或者贪心地掰着吃?或者一块块掐下来慢慢吃?等到茶来再吃或者现在就动手干?留到晚饭时，或者只留到午饭时?留多少?
但除了这些内容贫乏的犹豫外，手里这块水分多于粮食的一磅重的东西(法斯坚科说，现在莫斯科的劳动者吃的也是这样的面包)，还能引起多么广泛的辩论啊!(我们的舌头现在也好用一些了，手里有了面包，我们已经是正常人了!)这种面包里到底有没有粮食呀!这里面都是什么掺合物啊?(在每个监室里总有个把对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为在这几十年内谁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开始了议论和回忆。二十年代烤的还是多好的白面包呀?——大圆面包、松软、多孔，上面的皮是红褐色的，涂了油，下面带着点炉灰和炉底的棱角。一去不复返的面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面包!朋友们，这已经是禁区了!我们约定好一句话也不谈吃的。
走廊里又有了活动。送茶水来了。另一个穿着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着水桶来了。我们把自己的茶壶拿到走廊里，凑近着他放好，他便从没有漏嘴的桶里倒到茶壶里，同时拨到道上。而整个走廊是擦得锃亮的，像在一级旅馆里那样。
很快就要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生物学家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从柏林送到这里。在卢宾卡好像给他印象最坏的莫过于把水泼到地上这件事了。他认为这是监狱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全体)玩忽职守的一个明显标志。他把卢宾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个监室——结果发现：二百一十八万八千次把开水洒在地上，加上同样的次数拿抹布来擦掉，要比做一些带漏嘴的桶容易些，他为这件事还要生很久的气呢。
这就是全部干粮。至于稀的，是两顿接连着来，下午一点和四点，然后是二十一小时的回忆(也不是有意作恶：厨房需要快点煮完下班八
九点钟。早点名。老早就听得见特别响的钥匙转动声，特别清楚的敲门声——前来接班的本层楼的值班中尉，像“立正”那样站得笔挺，跨进监室两步，严厉地瞧着我们这些站起来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来的，但这一点我们都不敢想)。把我们数一下对他并不费事，眼光一扫就行了，但这一瞬间是对我们的权利的考验——要知道我们也是有着某些权利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权利。我们不知道，他也必须对我们隐瞒起来。他们在卢宾卡学到的看家本领就在于完全的机械性：没有表情，没有语气，没有多余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权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医生那里——你别高兴，在那里，这种卢宾卡的机械性会特别使你感到惊奇。医生的目光中不仅没有关切，甚至连普通的注意都没有。他不是问：“你哪里不舒服?”，因为字太多，而且说这个句子不能不带语气，所以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舒服?”，如果你开始过分详细地说起病情来，他便打断你。清楚了。牙齿?拔掉。可以上点砷制剂。治疗?我们这里不治疗。(因为这会增加瞧病的人次并会造成好像有点人情味的环境)。
狱医是侦查员和刽子手的最好帮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苏醒过来便听到医生的声音：“可以接着干，脉搏正常。”关了五昼夜的冷禁闭室后，医生瞧着冻僵了的赤裸身体说：“可以接着关。”毒打致死——他签署笔录：因肝硬变、血管梗塞死亡。紧急叫去抢救监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谁要表现得不一样，我们的监狱就不要。哈兹医师在我们这里是挣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们的“耳目”，对权利知道得比较清楚。(据他说，他受侦查已经有十一个月了;把他叫去审讯都在白天。)瞧，他又出来请求记下他的名字——要见典狱长。怎么，要见全卢宾卡监狱的长官?是的。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灯后，侦查员们已经就位的时候，便会把他叫去，他回来时将带着马合烟。)当然，做法很粗拙，但暂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完全改用窃听器开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间监室总不能整天都窃听。那怎么行!安插“耳目”比较省钱，今后还会长时期利用他们。但克拉马连科很难对付我们。有时他使劲听我们谈话，急得出了汗，但从脸上看出来什么也没有听懂。
还有一个权利——呈递申诉的自由(代替我们从外面进来以后失去的出版、集会和投票表决的自由)!每月两次，值早班的问：“谁要写申诉?”于是有求必应地把所有要写的人都登记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间隔离室去关在那里。你想给谁写就可以给谁写——可以写给各族人民的父亲，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贝利亚部长、阿巴库莫夫部长、总检察署、军事检察总署、监狱管理局、侦查处，可以对逮捕、对侦查员、对典狱长提出控诉!——在所有的情况下，你的申诉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它不会附入任何案卷，而读到它的最高级的人物就是你的侦查员，但你却证明不了这一点。而且多年连他也不会读到，因为根本谁也不可能读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块纸上，比早上给你上厕所的稍大一些，当你用笔尖开了花的或者弯成小钩的钢笔，往泡着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刚刚划上“申……”——字母已经在那可恶的纸上化了开来，于是“诉”字已经写不到行里，而纸的另一面也都已经渗透了。
也许你还有另外一些什么权利，但值日官闭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这些权利也不会有多大损失。
点名过去了，一天开始了。侦查员已经就位。维尔图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传唤你：他只说出头一个字母(是这样叫法：“谁是C开头的?”“谁是Q开头的?”有时还说成“谁是AM开头的?”)，而你却应当表现出机智，马上把自己贡献出来。采取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看守出差错：喊出的姓名不是在这个监室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还有谁也在蹲监牢。但是，我们虽然同整个监狱隔离，却并没有失去监室间的信息。为了尽量多塞人，犯人经常倒换。而每一个倒换的人就把原来监室积累的全部经验带到新监室去。例如，我们只蹲在四楼，却知道地下监室的情形，知道一楼的隔离间，知道集中关着妇女的二楼的黑暗，知道五楼的双层结构，知道五楼最大的号子——百十一号。在我之前，这个监室里关过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邦达林，在此以前他在关女犯的那一层里和一个波兰记者一起蹲过一阵，而这个波兰记者更早以前曾经同保卢斯陆军元帅一起蹲过一阵，于是我们也都知道了关于保卢斯的一切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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