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
我们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当然在晚上也争论，丢下同苏济的棋局，扔下书籍。冲突最激烈.又是我和E，因为问题都是爆炸性的，例如——关于战争的结局。瞧，看守不说话、没有表情地走了进来，放下了窗上的蓝色伪装帘子。现在，在第二层帘子的后面，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礼炮来。我们既看不见礼花齐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欧洲地图，但试图在脑子里绘出一幅详图并猜测哪些城市已经拿下。这些礼炮特别使尤里感到不自在。象是在召唤命运来改正他所犯下的错误，他坚持说战争决不是正在结束，现在红军马上就要和英美军互相冲突，只有那时才开始真正的战争。监室里的人对这种预言非常感兴趣。结局是什么呢?尤里担保说，结局是红军轻而易举地被击溃(它意味着我们被解放?或被枪毙?)。我对此坚决不同意，于是我们就特别激烈地争论起来。他的理由——我们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失血过多、装备不良，而主要的是，对盟军作战已经不会那样坚决。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队为例坚持说，与其说军队已疲惫不堪，不如说它已积累起了经验，现在是又强大又凶猛，因而在这种场合会比打德国人还要干脆地把盟军打个落花流水。“永远不会!”尤里喊起来(但用低嗓门)。“那么阿登呢?”我也喊起来(低嗓门)。法斯坚科插了进来并嘲笑我们，说我们两人都不理解西方，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能够迫使盟军对我们作战。
但晚上毕竟不那么想争论，倒想听点什么有趣的东西，甚至调和的东西，大家和睦地说说话。
监狱中最心爱的话题之一，就是谈论监狱的传统，谈论以前是怎么坐牢的。我们有法斯坚科，因此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前当政治犯是一种骄傲，不仅真的亲属不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装作未婚妻前来探监。从前那种每逢节日给囚犯们送物品的普遍传统呢?在俄国，不先给无名囚犯们送点东西去供他们共同享用，哪家也不会开斋。送会圣诞节的火腿、大馅饼、烤饼、甜面包。一个贫穷的老太婆也会拿去十个上色的鸡蛋，她的心里才觉得松快。这种俄罗斯的仁慈之心丢到哪里去了呢?它被自觉性所代替了!我们的人民被吓得那么厉害，那么不可救药，已经不会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现在这已经成为奇闻。现在你要在某个机关里建议为本地监狱的犯人举办一次节目前的捐募一一那将会被认为几乎是反苏的暴动!瞧我们野兽化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节日礼物对囚犯们意味着什么呀!难道这只是美味的食物吗?它们使人感到温暖，感到外面在想着你，关心你。
法斯坚科告诉我们，在苏维埃时期也存在过一个政治红十学会，——对这件事，我们不是不相信他说的话，而是有点难以设想。他说，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国去，在那里募钱(在我们这里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后在国内购买食品送给没有亲属的政治犯。给一切政治犯吗?马上说明白：不是，不结反革命分子(譬如，这意思就是不给工程师们，不给牧师们)，而只给过去的政党的成员。原来如此，那就干脆直说吧!……不过，政治红十字会的成员，除了彼什科娃外，基本上也都一个个给关进去了……
晚上不等待审讯时还有一个乐意谈的题目——关于释放。是呀，据说，竟有释放犯人这等怪事。泽一夫拿着东西从我们这里给带走了——说不定是释放?侦查不可能终结得这么快。(过了十天，他又回来了：把他拖到了列福托沃。看来他在那里很快就签了名，于是又把他送回这里)喂，听着，要是把你放了——你不是自己说你的案子是鸡毛蒜皮吗?——一定要上我老婆那里去一趟，见到以后，让她在送来的牢饭里头做个暗号，譬如说放上两个苹果……——现在苹果哪里也没有——那就三个面包圈吧——说不定在莫斯科面包圈也买不到——那好吧，就放上四个土豆(这样约定好了。后来果真叫H拿着东西走了，而M也在牢饭里头得到了四个土豆。惊人!绝妙!他被释放了，而他的案子要比我严重得多——那末说我也可能快了?……实际上只不过是第五个土豆掉落在M夫人的提包里，而H已经被关在轮船的底舱里运往科雷马去了)。
我们就这样东拉西扯地闲聊，回忆某件可笑的事情——在这些完全不是你生活圈子里的，完全不是你经验范围内的有意思的人中间，你感到又愉快又惬意——而与此同时，已经度过了不声不响的晚点名，眼镜也收去了——电灯眨了三次服。这就是说——过五分钟就到睡觉时间!
赶快，赶快，钻进被子!好像在前线，不知道炮弹会不会马上、一分钟之后将狂风暴雨般地落在你身边一样——我OJ在这里也不能预料自己是否面!闲着一个决定命运的审讯之夜。我们躺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上面，我们努力把各种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睡觉!
在四月的一个晚上，在我们送走了叶夫图霍维奇以后不久，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门锁响了。心收缩了起来：叫谁呀?现在看守就会用咝咝的声音传呼：“C开头的!”，“3开头的!”。可是看守没有发出咝声。门打开了。我们抬起头。门旁站着一个新来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着一身简陋的蓝色衣服，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他没有任何东西。他仍然若失地环视四周。
他不安地问：“哪一号监室?”
“五十三号。”
他战栗了一下。
我们问：“从外面来?”
他痛苦地摇摇头说：“不——是……”
“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早上。”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他有着一张稍带傻气的、很柔和的面孔，眉毛几乎完全是白的。
“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问题，不能期待对它作出回答。)
“不知道……就这样，为了点小事……”
人人都这样回答，人人都是为了点小事坐牢。特别是受侦查人本人总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
“那究竟为了什么?”
“我。……写了个号召书。致俄国人民的。”
“什——么???”(这样的“小事”我们从来还没有碰到过!)
“会枪毙吗?”——他的脸拉长了。他拿住那一直没有脱下的鸭舌帽檐揪来揪去。
我们安慰说;“大概不会吧;现在谁也不枪毙。十年是准的。”
我们那位忠于阶级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问他：“你是工人?职员?”
“工人。”
法斯坚科伸出了一只手，胜利地对我感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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