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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_[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完结】(70)

  在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曾经大赦了许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个世纪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规模的胜利后,难道现在斯大林的政府还将这样斤斤计较地记仇,还将对自己每个小小公民的每个差错和失足那么念念不忘吗?……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波尔塔瓦的胜利对俄国是一个不幸:它引起了两个世纪的极大紧张、破坏、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战争。波尔塔瓦的失败却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愿望后,瑞典人成了欧洲最繁荣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为我们对拿破仑的胜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个情况: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农民的解放才没有早半个世纪发生(法国的占领对俄国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亚战争却给我们带来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们相信大赦——这毫不新鲜。你同老囚犯们谈谈就清楚:这种对仁慈的渴望和对仁慈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狱的灰色墙壁。十年接着十年,各种来源的囚犯总是期待、总是相信:要么会有大赦,要么会有新的法典,要么会有对案件的普遍复查(而且传闻总是得到机关的巧妙谨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个周年,列宁的纪念日和胜利纪念日,红军纪念日或巴黎公社纪念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届例会,每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会——凡是囚犯的想象力能为期待着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们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来源之广泛越是离奇荒唐,——他们也就越多产生对大赦的信仰,而不是头脑清醒的估计。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太阳相比。而太阳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同样,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与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个新来的人一进监室,大家首先就问他听到过什么关于大赦的消息没有?如果两三个人拿着东西从监室被带走——监室里的行家们马上对照他们的案情推断说,他们的案情最轻,当然是带去释放的。这就开始了!在厕所里,在洗澡房里,在囚犯的邮局里,我们的积极分子到处找寻大赦的痕和记载。突然,在布蒂尔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里,我们于七月初读到了用肥皂在比人头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砖上写的预言(说明是站在别人肩上写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乌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呀!(如果他们不确实知道,就不会写出来!)心脏、脉搏、血液,在欢乐的冲击下都停了下来,牢门快打开了……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们监室中的一个老头儿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扫厕所,在那里,看守同情地望着他的一头白发,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场他未必敢说)问他:“老爷子,犯的是哪一条?”家里老少三代为他哭泣的老头儿心里一阵高兴:“五十八条。”看守叹口气说:“不在里面。”瞎说——监室里一致断定——这个看守根本没有水平。

  在这监室里有一个年轻的基辅人瓦连金(姓不记得了),他有着一对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侦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无疑是一个预见者,这个本领也许只是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产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监室里走一圈,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今天你和你将被带走,我梦见了。果然他们给带走了!正是他们!话又说回来,囚犯的心灵是那么倾向于神秘主义,以至见到预言的应验几乎不觉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连金走到我身边说:“亚历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着向我讲了一个带有监狱梦境一切特征的梦:混浊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桥,十字架。我开始收拾起东西,真地没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后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监室以热闹的良好祝愿欢送我们,许多人担保说,我们准是给带去释放的(从对我们的轻微案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这个,不允许自己相信,你可以说几句笑话挡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热不过的一把火红的铁钳突然夹紧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从不同的监室里提出来二十来个人,起先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每个生活的转折点上囚犯首先应当经过洗澡房)。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半小时光景的时间去猜测和思考。然后,热出了一身大汗、遍体感到舒服的我们——被带过布蒂尔卡内院的一个苍翠的小花园,那里的鸟儿(多半只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们的耳鼓,树木绿得使不习惯的眼睛感到难以忍受地鲜明。我的眼睛从来没有像在那个春天里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树叶的绿色!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布蒂尔卡小花园更接近于天堂的东西,而沿沥青小道走过这个花园从来也没有超过三十秒钟!

  把我们带到了布蒂尔卡“车站”(接收和发送囚犯的地方;名称很中肯,而且那里的主要前厅颇像一个不错的候车室),赶进了一间宽敞的大隔离室。里面光线半明半暗,有清洁的新鲜空气:它唯~的一扇小窗开得很高,不带笼口。它就向着那个阳光明媚的小花园开着,经过打开的气窗,卿卿喳喳的鸟叫声使我们耳朵发聋,一根碧绿的树枝在气窗孔里晃动,给我们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这样好的隔离室我们从来还没有蹲过!——这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庭管辖的。如此说来,我们的案子全是区区小事。

  三个小时谁也没有来管我们,谁也没有来开门。我们在隔离室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砖砌面的长椅上坐下来。而树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发了狂似地对叫着。

  突然,门轰隆一声打开了,传唤我们中间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安静的会计出去。他走了出去,门又锁上。我们更加起劲地在我们的匣子里来回走动,像热锅上的蚂蚁。

  又是开门的响声,传走了另一个,送回原来那个。我们向他拥过去。但这已经不是他了!他脸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睁开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恍惚地在隔离室的光滑地板上摇摇晃晃地移动。他受到脑震荡吗?他被烫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吗?

  “什么?什么?”——我们屏息地问(如果他不是刚坐过了电椅,那至少已经向他宣布了死刑判决)。他用宣告宇宙末日来临的那种声调挤出了两个字:

  “五!!年!!!”

  门又响了——回来得那么快,好像上厕所去解了个小手。这个人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显然是把他释放了。

  我们怀着失而复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问:“怎样?怎样?”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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