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五日吉洪主教作为证人被传到法庭。虽然厅里的听众是挑选好的，专门安排的(在这方面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区别不大)，但罗斯的老底子是那么深厚，而苏维埃的底子还那么浅薄，所以总主教一进来，半数以上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接受他的祝福。
吉洪把起草和分发文告的全部罪责承担在自己身上。审判长竭力追根刨底：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是自己亲手写的全部都是自己写的?你想必只是签个名吧?是谁写的呢?谁是出主意的人?还有：为什么你在文告里要提到报纸对你们的围攻呢?(人家围攻的是你们，干吗要我们听到这些呢?……)你想借此表明什么?
总主教：“这应当去问那些掀起这一场围攻的人，问他们是抱着什么目的?”
审判长：“但你写的这个东西与宗教毫无共同之处!”
总主教：“它具有历史的性质。”
审判长：“你使用了一种说法，说当你们同教委会进行谈判时‘在背后’发布了法令?”
吉洪：“是的。”
审判长：“这么说你认为苏维埃政权做得不对?”
毁灭性的论据!在侦查员的夜间办公室里还将千百万次向我们重复提出这个问题!而我们永远也不敢那么简单地回答，像下面的回答那样。
总主教：“是的。”
审判长：“你是否认为国家现行法律对你有约束力?”
总主教：“是的，我承认它们，如果它们不与笃信教规相抵触。”
(要是大家都这样回答该多好呀!我们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反复询问教规。总主教解释说：如果教会自己交出资重物品这不是读神行为。如果违背它的意愿而取走这就是读神行为。在文告中没有说根本不交东西，而只是谴责违反意愿的交法。
(这话使我们更感兴趣违反意愿!)
审判长贝克同志感到惊异：“归根结底什么对你更重要些教会的戒律还是苏维埃政府的观点?”
(可以预料的回答：“苏维埃政府的……”)
公诉人大声疾呼：“好，就算按教规是读神行为，但从仁慈的观点来看呢!!”
(这是第一次也是五十年来的最后一次在法庭上想起这个内容贫乏的仁慈两个字……)
还进行了语文学上的分析。“渎神行为”这个字是从圣物-盗贼(这两个字来的。
公诉人：“那就是说，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是盗窃圣物的贼了?”
(厅内长时间的喧闹声。休息。法庭管理人员忙乱了一番。)
公诉人：“这样说，你把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全俄中执委都叫作贼了?”
总主教：“我只是引用教规。”
往下讨论了“亵渎行为”这个术语。从瓦西里·凯萨里伊斯基教堂收取物品时，圣像的金袍装不进箱子去，于是就用脚踩扁了，但总主教本人没有在现场吧?
公诉人：“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请把讲给你听的神甫的姓名说出来!”(=我们马上就把他关起来!)
总主教没有说出姓名。
那就等于撒谎!
公诉人得意洋洋地追问：“不，是谁散布了这个卑鄙的诽谤?”
审判长：“说出那些用脚踩扁了金袍的人的姓名来!(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向是留下名片的嘛)否则法庭不能相信你所说的!”
总主教不能说出姓名来。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是凭空诬告!”
剩下的是要证明总主教想颠覆苏维埃政权。请看这是怎样证明的：“进行鼓动就是企图准备情绪，以便将来准备实行颠覆。”
法庭决定对总主教提起刑事诉讼。
五月七日宣告判决：十七名受审人中十一名判处枪决(实际枪毙了五人)。
正如克雷连科所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再过一个星期，总主教被停职并被逮捕。(但这还不是最后结局。暂时把他押送到顿斯科伊修道院，严加看管，直到教徒们开始习惯于他的不在。记得吧，不久前克雷连科还表示过惊讶：有什么样的危险威胁着总主教呢?……不错，当偷偷地扑上来的时候，敲钟和打电话都无济于事。)
再过两个星期，文涅明大主教也在彼得格勒被捕了。他不是教会的高级官员，甚至不是任命的，像所有大主教那样。一九一七年春天从古诺夫戈罗德时代起第一次在莫斯科(选了吉洪)和彼得格勒(选了文涅明)选举了大主教。文涅明是一个大家都能接近的、性格温和的人，是工厂里的常客，在人民中和下层神职人员中颇有声望，正是他们的票数使文涅明当了选。他不理解时代，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使教会脱离政治，“因为教会在过去吃了它的许多苦头”。正是这一点把大主教牵入了下案。
9彼得格勒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五日)。被告(抗拒交出教会贵重物品)有几十八，其中包括神学教授、教会法教授、修士大司祭、神甫和俗人。法庭审判长谢苗诺夫年方二十五岁(据传闻是个面包销掌柜)。主要公诉人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拉西科夫列宁的同龄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流放时期的朋友，后来是流亡国外时期的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听他拉小提琴。
在涅瓦大街上，在从汉瓦大街拐弯的地方，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大群人，在押过大主教时，人们跪下来唱“上帝拯救众生!”(可想而知，在大街上，正像在法庭大楼里一样，一些过分热心的教徒当时就遭到逮捕。)在审判厅里大部分听众是红军战士，但是每当戴着白色僧帽的大主教进来的时候连这些人都站起来。而公诉人和法庭却称他为人民公敌(这个词儿当时已经有了，这一点要记住)。
审判的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律师受压制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这方面克雷连科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但目睹者介绍了情况。法庭大声威胁要把首席辩护人博布里谢夫-普希金本人关押起来，而这已经是当时的时尚，这已经是那么现实的事情，以至博布里谢夫-普希金赶紧把金表、钱包交给律师古罗维奇……证人叶戈罗夫教授因说了有利于大主教的话，被法庭裁决当场羁押。但是，没想到叶戈罗夫对此早有准备：他随身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面装着食物、替换衣服甚至还有一条小被子。
读者会注意到，法院是怎样逐渐地具备起我们所熟悉的形式。
文汉明大主教被控为居心不良地与……苏维埃政权取得协议，借此达到了使收取贵重物品法令内容较缓和的目的。他居心不良地在人民中散发自己致救委会的呼吁书(私下出版物!)。还与世界资产阶级配合行动。
克拉斯尼茨基神甫，一个主要的新生教徒，也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作证说，神甫们串通好要利用饥荒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只听取了原告一方的证人陈述，而没有让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啊，多么像呀，越来越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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