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武装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悔改。他们没有跪在宣布自己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面前求饶。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认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们没有当即承认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线的破产，但曾请求赦免他们，解散他们，请求当局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边疆区先后出现的那些政府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萨马拉的、乌发的或者鄂木斯克的、乌克兰的、库班的、乌拉尔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人民委员会以后宣布自己为政府的。
第二条罪状是：他们的行动加深了国内战争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因而成为反对工农政府合法政权的暴乱分子;他们支持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反对合法地驱散那个会议与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卫队员(立宪会议心平气和地开会能产生什么好结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国内战争的大火嘛。国内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全是因为全体居民们没有同时地和驯顺地服从人民委员会的合法法令)。
第三条罪状是：他们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就是那个没有把俄国的头砍下来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躯体的合法的救命的布列斯特和约。起诉书判明，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叛国和旨在把国家拖进战争的犯罪行为的全部要件”。
叛国行为!这也是可以任意颠倒的一种玩意儿。你怎么摆，它就……
由此也就产生出第四条严重的罪状：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当德意志帝国勉强撑持对协约国作战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信守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政府一列车一列车地运送粮食并每月交付黄金支持着德国进行这个艰苦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则阴险地准备(甚至不是准备，更多是照老习惯反复讨论：如果……那该……)在这样的一趟列车开出前炸毁铁路，把黄金留在祖国就是说他们“准备犯罪性地破坏我们的人民财产铁路”。(当时还不觉得害臊也没有隐瞒不错，是把俄国的黄金运到未来希特勒的帝国去，念了历史和法律两个系的克雷连科也没有想到，他的助手们也没有一个人悄悄提醒，如果钢轨是人民财产，那末也许金条也算?……)
从第四条罪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伸出第五条罪状来：社会革命党人打算从盟国代表手里拿钱来购置进行这次爆破用的技术器材(为了不交黄金给威廉皇帝，他们想从协约国拿钱)而这已经是极端的叛变行为了!(以防万一起见克雷连科嘟哝说，社会革命党人同鲁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过联系，但找错了主，就离开了。)
由此到达第六条罪状就完全不远了：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当过协约国的间谍!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间谍!这在当时听来一定是爆炸性的。从那以后这条罪名层出不穷，简直叫人倒了胃口。
还有第七条、第十条这是同萨温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复兴同盟”(它有过没有?……)或者甚至同反动大学生、或者甚至同白军进行合作。
这就是检察长(在审判前给他恢复了这个名号)巧妙地拉出来的一长串罪状。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罢，或者是坐在讲台后面突然得到的灵感也罢，他找到了一种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责备语调，在以后的各次审判中他对这种语调用得越来越熟练，味道越来越浓，这种语调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这种语调的目的就是要在审判者和受审者之间寻求一致，共同对抗其余的整个世界。这个曲调是在受审人最喜爱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诉人对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与你们可都是革命者呀!(我们!你们加我们等于我们!)你们怎能堕落到去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呢?(这时你们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军官们联合呢?何苦要把你们设计的出色的秘密活动技术教给那些反动大学生?(这是十月政变的特别性格：同时向所有政党宣战，又立即禁止它们互相联合“没来抓你，别签名找麻烦。”)
有些被告心里怎么能不活动呢?他们觉得自己怎么竟堕落到这个地步?须知检察长在明亮的大厅里表示的这种同情最能打动从牢房里带出来的囚徒。
克雷连科还开辟出一条这样的逻辑蹊径(后来对维辛斯基控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们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接济。起初你们拿钱是用于具体活动，绝非为了党的最终目的但界限在哪里呢?谁能把这两者区分开呢?要知道具体活动不也是党派的目的吗?因此，你们陷进泥坑了：你们社会革命党不就成了资产阶级养活的政党了吗?!你们的革命自豪感到哪里去了?
罪状已经积累得绰绰有余了法庭本可进去评议，给每人铆上应得的惩罚但还有一些麻烦：
这里指控社会革命党的一切罪行都是属于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决定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知是因为斗争得筋疲力尽了，还是社会主义的良心太浓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赦免社会革命党过去的一切。该党合法了，走出地下了而两个星期以后就开始了大逮捕，把所有头头们都抓了起来(这就叫：按我们的做法!);
从那时起他们在狱外没有进行斗争，蹲在监狱里面就更没有进行斗争了(该党中央蹲在布蒂尔卡里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在沙皇时期那样越狱)所以他们自赦免令直到如今一九二二年什么也没有做过。
他们不进行斗争还不算，他们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就是说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临时政府，也放弃了立宪会议。)只是请求进行有各党派自由竞选的苏维埃改选。(被告中央委员亨德尔曼甚至在审庭上还说：“请给我们享受全系列的所谓公民自由我们将不会违犯法律。”给他们，还“全系列”呢!)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怀着敌意的资产阶级兽脸原来在这儿拱出来了!难道可以吗?要知道当前时局严重呀!要知道我们是在受到敌人包围呀!(过二十年，过五十年，过一百年还将这样)而你们却要各党派的自由宣传，狗患于?!
克雷连科说，政治头脑清醒的人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耸耸肩膀。为此曾做出过公正的决定：“立即采取国家的一切镇压措施，杜绝这些集团进行反政府宣传的可能。”(第一八三页)于是就把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已抓到的)关进监狱!
但现在向他们提出什么罪状呢?我们的检察长抱怨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司法调查。”
然而，有一条罪状是万无一失的：也是在那个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过一项决议(但没有付诸实行，可是根据新的刑法典这反正一样)：在红军中进行秘密宣传，使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
这是卑鄙阴险的叛变革命行为!劝阻参加惩罚队。
还可以把所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那些已经溜到了欧洲的主要社会革命党人所说所写所做的(大都是说的和写的)一切，都列为国内这些人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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