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条文拧在一起，织成一张五十八条的结实的拉网——专门用来干这种捕捞的活儿。捕捞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工程技术知识界——它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实力地位，并且单靠一个“先进学说”很难加以控制。现在明白过来了，那次为奥尔登博格尔昭雪的审判是错误的。(那时本可以揪出一个挺像样的中心!)——还有克雷连科打的那张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经谈不到工程师的怠工”也说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坏——是暗害行为(这个词儿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侦查员的发明)。
刚刚明白了现在要抓暗害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业部门、在各个生产单位，这种行为就一件一件毫不费力地揭发出来了。然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发现中还没有完整的意图，执行的技术也不够完美，而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国司法机关的侦缉部门一贯追求的目标。并且我们的法律终于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点真正完美的东西叫全世界瞧瞧了!这东西就是一次统一的、大型的、协调得很好的审判，这一次是对工程师们审判。这样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苏联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维辛斯基(当时还是第一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主要公诉人H·B·克雷连科(意义重大的相遇!好似传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证人。真是规模宏大呀!!!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眼看着就要迈进无阶级社会，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实现平冲突审判(反映着我们制度的内部无冲突性)的能力。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都应当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
何况，沙赫特案件的规模——只是一个煤炭工业，而且只是顿巴斯一地，与时代是不相称的。
显然，在沙赫特案件结束之日，克雷连科马上就开始另外挖一个容量大的新坑(连他经办沙赫特案件时的两个同事——社会公诉人奥萨德奇和舍因也掉进了这个坑)。不用说，他得到已经抓在雅戈达的坚强手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机关多么热心和熟练的帮助。需要制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工程界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揭发出来。为此，需要搞出几名为首的有影响的暗害人物来。工程界里谁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绝对有影响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纪之初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采矿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整个俄国工业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它在战争进程中弥补了沙皇备战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工商次长。他在沙皇时代因进行革命活动受过迫害;十月革命后曾三次被捕入狱(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从一九二0年起是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顾问(关于他的详细情形见本书第三部第十章)。
这个帕尔钦斯基也就是被内定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轻举妄动的克雷连科，尽管已经有了十年名声响亮的检察长工作经历，在进入对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时，不仅不懂材料力学，而且连可能发生的心灵阻抗也一窍不通。克雷连科的选择证明是错误的。帕尔钦斯基经受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在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上签名便死去了。冯-梅克和维利奇科与他一起经受了考验，看来也没有屈服。他们是死于刑讯还是遭到枪决——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他们证明了，是可以反抗的并且是可以顶住的——从而给后来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责难。
雅戈达为掩盖自己的失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一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他们三人因进行重大暗害活动而被枪决的简短公告和对其他许多不提名的人的谴责。
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几乎整整一年!多少审讯之夜呀!多少侦查员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连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找寻一个有名望、有影响而同时又是很软弱、很容易摆布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个该死的工程界实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种不成功的试验品上花费了一年时间。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连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连尼科夫没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费多托夫这个老家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个纺织工作者，一个油水不大的部门。一年又白白地过去了。全国都在等着一次包罗一切的暗害案的审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连科的好戏却迟迟不能出笼。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难找到并提出了一个对象：热工研究所所。长拉姆津!——于是就把他提起来，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排练并演出了一出好戏——我国司法界的真正完美杰作，世界司法界望尘莫及的范例——
12)“工业党”审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专门庭，仍是那个维幸斯基，仍是那个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仍是我们心爱的克雷连科。
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妨碍读者看到我们手头拿的这本完整的速记记录或不让外国记者旁听的“技术性原因”了。
意图宏伟：在受审人席上的是国家的整个工业界、它的各部门和计划机关(采矿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从哪条缝里漏走了，这只有主办者的眼睛才看得见)。同时，节约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虑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错误)。
你们会叫起来：八个人能代表整个工业界吗?能，我们甚至感到太多了!八个人当中——光代表作为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的纺织业的就有三个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证人吧?总共七个，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总会有成堆的作为罪证的文件?图纸?设计方案?指示?通报?意见?检举材料?私人笔记?一概没有!就是说——一张小纸条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这样马虎?——抓了那么多人都一张纸条也没有捞到?“有过许多”，但“都销毁了”。因为：“在哪里保存档案呢?”拿到审判庭上来的只是几篇公开的报纸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国的。可是怎样提起公诉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这号事了。“在一切情况下最好的罪证终究还是受审人的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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