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要适可而止。可别使劳动者懊丧起来，以为现在一切都完蛋了，苏维埃政权过去怎么这样马虎。还要说明这个方面策划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个工业部门都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
但为什么武装干涉终究没有实现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会儿是因为彭加洛在法国没有当选，一会儿是因为我国的流亡工业家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他们过去的企业充分恢复起来——让布尔什维克再好好干一阵吧。还有，同波兰、罗马尼亚怎样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装干涉没有成为事实，但工业党仍是事实!你们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吗?你们听到劳动群众的怒吼声吗?“处死!处死!处死!”现在上街游行的是那些“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人们”。(第四三七页，引自克雷连科的公诉词。)
(看得多么透彻：正是这些轻信的示威者们将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检察长，你的手指头指向哪里?你的手指头指向什么地方?)
那末——为什么是“工业党”呢?为什么是党，而不是工程技术中心?我们可已经习惯于——中心!
不错，是有过一个中心。但我们决定改组为党。这样更像样些。这样更易于在未来的政府中争夺部长席位。这能“动员工程技术群众去争夺权力”。同谁争夺呢?——同其他政党呗!首先是同劳动农民党，要知道那个党拥有二十万人呀!其次——同孟什维克党!那末，中心呢?三个党一起本来要组成一个联合中心。但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们粉碎了!(被告们都感到高兴。)
(又粉碎了三个政党，对斯大林面子上多么好看!粉碎三个“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党，那就有中央委员会，不错，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诚然，无论代表会议，无论选举，一次都没有举行过。谁愿意，谁就进入，约有五个人。大家彼此相让。主席的职位大家也你推我让。会议也没有开过——无论中央(谁也不记得，但拉姆津记得很清楚，他会说出来的!)，无论各工业部门小组，都没有开过会。连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察尔诺夫斯基：“工业党并没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党员呢?拉里切夫：“党员人数难以计算，不知道确实有多少。”那怎样进行暗害呢?怎样传达指示呢?是这样，谁跟谁在机关里碰到了——口头转告。往后每一个人就自觉地去进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说有两千党员。既然有两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据法院的资料，在苏联共有三四万名工程师。那就等于每七个要进去一个，其余六个也要出一身汗)。——怎样同劳动农民党进行接触呢?在国家计委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遇见了——就一起“策划反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有系统的行动”。……
我们在哪里已经看到过这种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达”里，欢送拉达梅斯出征，乐队奏着乐，站立着八个戴盔持矛的军人，而两千名则是画在后面的布上的。
工业党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行，能演得好的!(现在甚至不能相信，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可畏，多么严肃。)台词还要多次重复，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节都要在观众面前出现几遍。这样一来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为了不显得平淡无味，被告还要突然地“忘掉了”什么零碎，“企图抵赖”，——这时便会“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们就范”。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一样生动。
但是克雷连科做过了头。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对工业党进行剖析——揭示它的社会基础，这种对阶级本质的分析决不会出毛病，于是克雷连科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没有分配角色，转入了即兴表演：让每个人讲讲自己的生平，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堕落到去从事暗害活动。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报告自己的工作”(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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