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被告们就履行一切条件……
他们就把有高度智力的工程界反对派的全部精微奥妙都作为连最次的扫盲对象也能理解的肮脏的暗害行为端出来。(但还没有在劳动者的盘子里撒玻璃屑的情节——检察机关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后是思想动机。他们为什么搞暗害?——出于敌对思想。但是现在为什么一致认罪?——也有思想基础，他们被五年计划第三年火焰熊熊的高炉形象征服了(在监牢里)!在最后陈述中他们虽然也请求留给生路，但这对他们不是主要的。(费多托夫：“我们罪不容赦!公诉人说得对!”)对于这些现在站在死亡门槛上的奇怪的被告说来，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和全世界相信苏联政府的绝对正确和有远见。拉姆津特别颂扬“无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们的革命意识”，他们找到了比学者们所主张的“正确无数倍的经济政策的道路”，他们准确得多地计算出了国民经济的速度。现在“我懂得了应当实现猛冲，应当实现跃进，应当突击占领……”(第五0四页)等等。拉里切夫：“苏联是不会被一天天衰亡下去的资本主义世界所战胜的。”卡林尼科夫：“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和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融合成一个坚定目标。”顺便还说到在农村中“党的总路线、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等待死刑中他们竟然有时间去闲扯这一切……这群悔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喉咙里甚至还能通过这一类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生活应当逐渐缩小……集体意志是最高的形式。”(第五一0页)
这样，经过了八套马车的努力，审判的所有目标都达到了：
1.国内的种种匾乏，饥饿也好，受冻也好，没有衣穿也好，紊乱现象也好，以及明显的蠢事，统统都算到了暗害分子一工程师的帐上;
2人民被迫在眉睫的外国武装干涉吓坏了，准备作出新的牺牲;
3.工程界的团结一致被破坏了，整个知识界吓怕了，搞散了。
为了不留下怀疑的余地，再一次由拉姆津清楚地说出审判的这一目标：
“我希望经过这一次对工业党的审判，整个知识界的黑暗可耻的过去……可以认为是被彻底埋葬了。”(第四十九页)
拉里切夫还加上：“这个帮派必须摧毁……在工程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忠诚!”(第五0八页)奥奇金也说：知识界“这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正如国家公诉人所说，它是没有脊梁骨的，这是绝对的无骨气……无产阶级的嗅觉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第五0九页)(不知为什么无产阶级那里主要的总是——嗅觉……一切都是通过鼻孔。)
这样的一些热心分子干嘛要毙掉?……起先判几名主犯死刑，马上改判为十年。(于是拉姆津便前去组织一个“沙拉施卡”一天堂岛了。)
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几十年间就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二年的革出教门(读者还记得：“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黑将军们的同盟者”、“帝国主义的雇佣代理人”)到一九三0年的革出教门。
“知识分子”一词在我国成了一句骂人话，这还值得奇怪吗?
公开的法庭审判原来是这样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终于达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塔尔这些半瓶醋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搞的那个国会纵火案是自我丢脸……)
标准已经树立了——今后许多年可以照此办理，只要总导演一句话，哪怕每个季度重复一次也行。总导演的旨意是把下一出戏定在三个月之后开演。排演期限很紧，但是没有关系。快来瞧，快来听!只此一家!首次公演。
13孟什维克联盟局审判(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不知为什么换了什维尔尼克，其他都是各在其位——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克雷连科、他的助手罗根斯基。导演们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弄熟了的政党问题)——带上舞台的有十四名被告。
一切经过得不仅顺顺当当，而且顺当得令人发傻。
我当时是十二岁，已经第三个年头认真阅读大《消息报》上的全部政治新闻。我一行一行地读了审理这两个案件的速记记录。在“工业党”一案中，我的儿童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有添枝加叶、弄虚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里至少有宏伟的布景——全面的外国武装干涉!整个工业的瘫痪!分配部长职位!而在孟什维克一案里，挂出来的还是那些布景片，但已经褪了色，演员念台词没精打采，戏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闷而平庸的重复。(莫非斯大林通过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肤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吗?怎样解释劳农党一案的撤销和几年里没有搞审判呢?)
如果又是依据速记记录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头有这次审判的一名主要受审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博维奇的新鲜证明材料，目前，他那份历数了种种作弊手段的要求恢复名誉的申请书已经传给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们已经能读到当时的情况。
他恢复名誉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对他们的审判事件已经载入了我国历史的金色史册，一块石头也不能抽出来——否则整个大厦就会垮掉!给雅库博维奇留着前科，但为了安慰起见，决定发给他个人特定养老金，以照顾他的革命经历。我们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他的叙述用实例向我们说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连串审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联盟局”是怎样组成的呢?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列入计划的任务：证明孟什维克抱着反革命的目的钻进了国家机关并夺取了许多重要职位。实际情况和这个公式不对头：真正的孟什维克没有人担任国家职务，并且这种人也没有陷进这个案子。(据说，B·K·伊科夫的确是那无声无息、什么事也不做的孟什维克莫斯科局的成员——但是审判中不知道这一情节，也就作为次要人物走了个过场，得到了八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是;要有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两名，贸易人民委员部两名，国家银行两名，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一名，国家计委一名(多么令人厌烦的老一套!一九二0年也是规定“策略中心”里要有两名是“复兴同盟”的，两名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两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据职务是否合适。至于他们真的是不是孟什维克——只是根据耳闻。有些被抓进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维克，但命令他们认为自己是孟什维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观点，国家政治保卫局完全不感兴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连认都不认识。把人犯凑齐了，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孟什维克当证人(后来所有的证人也都必然地得到了自己的刑期)。
库兹马·格沃兹捷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他担任过军工委员会工人小组主席，二月革命把他从克列斯特监狱解放出来，后来使他当了劳动部长。格沃兹捷夫成了古拉格长期受难者。肃委头一次抓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但他设法溜掉了(他的家属长期受软禁，如同坐牢，也不让孩子上学)。后来撤销了逮捕令。但一九二八年最终抓进去了，一直蹲到一九五七年。那年放回了家，一身重病，不久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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