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趁着他的话音未落便记录下他的这些论据——这真是一个极端稀有的机会，能够获得这种审判的当事人的类似“身后”的自白。我还认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们解释自己在法庭上表现的那种难以理解的顺从的原因，也会和这一样：同样的真心实意，同样的对党的忠诚，同样的人的弱点，同样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审判中，雅库博维奇不仅仅是顺从地重复那一套单调乏味翻来覆去的谎话(这是斯大林、他的徒弟们以及备受折磨的受审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还扮演了自己答应给克雷连科的充满激情的角色。
所谓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实质上就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最高领导人)在《前进报》上刊登了自己与受审人划清界线的声明。他们写道，这是一出最可耻的审判喜剧，它是建立在奸细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绝大多数被告早已脱党十年以上，并且从来也没有恢复过关系;在审判中令人发笑地提到巨大的经费数额——全党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
克雷连科宣读了文章后，请什维尔尼克让受审人发表意见(也是像审理“工业党”一案时那样一下子牵动所有的线)。于是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大家都维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做法而反对孟什维克的中央……
现在雅库博维奇回想起自己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后陈述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决不是单单因为答应过克雷连科的要求才出来说话的，他说他当时不是随随便便地站起来的，而是像一块小木片似地被愤恨和雄辩的激流卷起来的。是对谁的愤恨?饱尝过刑讯，割过静脉，多次死去活来的他，现在真地有着满腔怒火——但不是对检察长!不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是!而是对国外代表团!!!这就是心理学的对立面变化!他们在国外过着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甚至最贫困的流亡生活和卢宾卡相比当然也是舒适的)，不顾良心，只顾自己——对于留在国内的这些人怎么能一点不同情?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地声明脱离关系并把这些不幸的人交给他们的命运播弄呢?(回答得颇有力量，于是审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库博维奇在一九六七年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对国外代表团、对他们的出卖、声明脱离关系、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责难过他们那样)气愤得浑身发抖。
然而当时我们手头没有审判的速记记录。过了一段时间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审判时声若洪钟地说过，外国代表团受第二国际的委托向他们下达进行瞻害活动的指示——对他们也声若洪钟地表示过愤慨。国外的孟什维克写的声明并不是不讲良心，只顾自己，他们正是对审判的不幸牺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时指出，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维克——这也是实话。雅库博维奇固执而真心地发了那么大的火，究竟是为什么呢?国外的孟什维克怎么才能不使被告们听任他们的命运播弄呢?
我们喜欢对不能回答的人，那些弱一些的人发脾气。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这种时候，证明我们有理的论据自己就会灵活地凑上来。
克雷连科在公诉词中说，雅库博维奇是一个反革命思想的狂热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处枪决!
雅库博维奇不仅在那天感激得热泪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转蹲了许多的劳改营和监牢之后，还感谢克雷连科在审判时没有贬低他，没有侮辱他，没有嘲笑他，而正确地把他称为任热分子(虽然是对立思想的狂热分子)，并且要求给予他结束一切痛苦的干脆的、高尚的枪决!雅库博维奇自己也在最后陈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认的(他对这个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认的”赋予极大的意义。明白人应当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一因此我不请求宽恕!不请求留我一条性命!(旁边坐着的格罗曼焦急起来了：“你发疯了!你在同志面前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呀，这对于检察机关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发现吗?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审判难道还没有得到说明吗?
斯大林难道不是通过这次审判终于明白并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敌人圈进牛栏里，他完全可以照样把他们组织进这样的一出戏里吗?
请宽大为怀的读者们饶恕我!写到目前为止我的笔头没有发颤，心也没有紧缩，我们满不在乎地滑行着，因为这十五年内我们一直处在或是法制革命或是革命法制的可靠保护之下。但往后我们要感到痛心了：读者记得，从赫鲁晓夫开始，已经几十次地向我们说明：“列宁的法制准则遭到破坏大体上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的。”
现在我们怎样进入这个法制荡然的深渊呢?我们怎样度过过个痛苦的深水区呢?
不过，由于受审人姓名的显赫，后来的这些审判是在全世界注目下进行的。人们对这些案件的注意经久不衰，有过许多著述，做过许多分析，将来还会分析。而我们只是稍稍涉及一下它们的谜。
预先说明，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出版的速记报告与审判中说的话并不完全相符。有一个作为经过挑选的听众之一旁听过审判的作家，当场做过飞快的记录，后来他确认存在着上述的不相符。所有的记者还注意到在克列斯津斯基身上发生的卡壳，当时不得不宣布休息，以便把他纳入规定好的供述的轨道(我这样想：审判前拟制了一种事故表报：第一栏——被告的姓名，第二栏——如果在法庭上离开了台词，休息时采取什么手段，第三栏——负责采取手段的契卡人员姓名。如果克列斯津斯基突然走了板，事先已经明确，谁该向他跑过去以及该怎么办)。“但速记记录的不准确并不能改变整个画面，也不使之减色。全世界接连地看了三出戏，三出规模宏大、耗资甚巨的戏，在这些戏里，曾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惊惶不安的无畏的共产党的大领袖们，出场时成了一只只垂头丧气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们叫什么，他们就哗哗地叫什么，他们把脏东西往自己身上呕吐，卑躬屈节地贬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认自己犯下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这在人类能记忆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与不久前在莱比锡对季米特洛夫的审判对照起来，这特别令人震惊：季米特洛夫像一头怒吼的狮子似地回答纳粹的法官们，而这里，和他同属一个使整个世界发抖的钢铁劲旅中的同志们(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现在却身上浇着自己的尿出现在法庭面前。
虽然从那个时候起许多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说明(做得特别成功的是阿尔图尔·凯斯勒)——关于它们的谜仍然在广泛地流传着。
有人写到过能够使人丧失意志的西藏迷药，有人写到过采用催眠术。在说明问题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顾的因素。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手里有这样的手段，能有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妨碍他们采用这些手段呢?为什么他们不去削弱、不去迷乱人的意志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弃了巡回表演活动，转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面有过一所催眠术学校，这是确凿的事实。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审判前得到允许同丈夫会见，发现他处于精神呆滞、不由自主的状态(她来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说出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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