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医生的其他职责只要求按部就班地执行：及时指定化验，检查化验结果，并做好30份病历的记录。任何医生都不愿意填写表格，但是激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愿意接受，因为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她有自己的病号——不是屏幕上那淡淡的明暗线条的交织，而是自己一直负责治疗的活人。他们信任她，每每期待她那带来慰藉的话语和目光。当她不得不移交主治医生职责的时候，她总是舍不得离开她尚未治愈的那些病人。
值班护士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是个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看起来比某些医生还有风度的体态端庄的女人。她通知各个病房，让做放射治疗的病号不要走开。而那个大的女病房里的人仿佛等的就是这个通知——身穿同一种灰色病号长衫的女人们立即一个接一个地到楼下去：看看卖奶油的老大爷来了没有，送牛奶的那个老大娘来了没有;从医院台阶上向手术室的窗子里边看上几眼(窗子下半部分涂了白色，但透过上半部分看得见外科医生和护士的帽子以及明亮的顶灯);在水池子那儿刷刷罐子;探望一下熟人什么的。
不仅仅是她们那注定要挨手术刀的命运，而且还有这些灰色的、穿旧了的、即使在相当干净的时候看起来也不整洁的绒布病号长衫，使这些女人与女人的本份和女性的魅力绝了缘。长衫谈不上什么款式，它们都是那么肥肥大大，每一件都足以把任何程度的胖女人裹起来，袖子也是毫无式样的肥筒子。还是男病号的那种白色与粉红色相间的条纹上衣像样些;女病号不发连衫裙，只发这种没有钮绊和扣子的长衫。有的人从下面缝短一些，有的人将它放长一些，大家一律束着绒布腰带，为了不致露出衬衣，还都用手把两边衣襟往胸前拽。受到疾病折磨的这种女人，身穿如此寒沙的长衫，是不会唤起任何人的愉快眼神的，这她们自己也知道。
而男病房里，除鲁萨诺夫以外，所有的病号都安静地等候着医生来巡诊，很少走动。
那个乌兹别克老头儿，集体农庄的看门人穆尔萨里莫夫，像往常一样戴着自己那破旧不堪的小圆帽，直挺挺地仰卧在铺好了的被子上面。此时大概他已感到高兴，因为咳嗽不再折磨他。他把两手叠放在感到呼吸困难的胸口上，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他那古铜色的皮肤包着的几乎只是一具骷髅：看得出鼻梁、颧骨以及山羊胡子后面的尖下巴骨。他的耳朵簿得只剩两片扁平的软骨。他只要再干缩和变黑一点点，便会成为一具木乃伊。
他旁边的那个中年人，哈萨克牧民叶根别尔季耶夫，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盘着腿坐在那里，就像坐在自己家里的地毡上一样。他那有力的大手托着大而圆的膝盖。他那结实的身体如此岿然不动，即使在静坐时偶尔微微摇晃，也无非像工厂的烟囱或水塔那样有点微震而已。他的肩膀和脊背把上衣绷得紧紧的，肌肉发达的臂脱几乎撑破了袖口。他住进这所医院的时候，嘴唇上有一处不大的溃疡，在这里经过照射之后变成一个暗红色的大痴，使他的嘴张不开，吃喝都受到阻碍。但他没有坐立不安，既不焦躁，也不叫喊，而总是慢条斯理地把盘子里的饭食吃光，而且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眼睛不看任何地方。
再过去，靠门的一张病床上，16岁的焦姆卡伸直了自己的那条病腿，不停地用手掌在抚摸和按摩小腿上使他不得安宁的地方。他像一只小猫，蜷缩着另一条腿在看书，其他什么都不在意。不是睡觉和接受治疗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在看书。化验室里有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柜，女主任特许焦姆卡自己进去换书，不必等整个病房轮到换书的时候才换。现在他看的是一本浅蓝色封面的杂志，但这本杂志不是新的，而是被翻得很旧，封面被太阳晒褪了色——化验室的这个书柜里没有新出版的书刊。
普罗什卡则十分认真地辅好了自己的床，没有一道皱折，没有一个小坑。他把两腿垂到地上，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很有耐心，像完全健康的人。他也的确完全健康——在病房里对什么也不抱怨，外表也没有任何疾患，黝黑的脸颊呈现出健康的面色，额发梳得光溜齐整。小伙子去哪儿都称得上一表人才，哪怕去参加舞会。
他旁边的艾哈迈占，由于找不到对手，就把棋盘斜放在被面上，自己跟自己下跳棋。
脖子上缠着硬壳似的绷带、脑袋不能转动的叶夫列姆，没有在通道上走来走去惹人心烦，而是用两个枕头把背后垫高，一直在看昨天科斯托格洛托夫硬塞给他的那本书。诚然，他很少翻动书页，别人还会以为他拿着书在打瞌睡呢。
而阿佐夫金，还是那么痛苦难熬，像昨天一样。他也许一夜没合眼。窗台上和床头柜上散扭着他的东西，被褥也乱七八糟。他的额头和两鬓沁出了汗珠，体内的阵阵疼痛全部反映在蜡黄的脸上。有时，他弯着腰站在地板上，胳膊肘支着床，就那么呆着。有时，他两手捂住肚子，身体弯成两截。在病房里他已有好多天不搭话了，关于自己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央求护士和医生多给点鼓的时候他才肯于开口。一旦有家属来看他，他就要他们再去买一些在这里看到的那种药。
窗外是阴沉沉的天，没有风，灰漾涝。科斯托格络托夫早晨做过照射治疗回来之后，问也不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把自己上方的通风富打开了。一股湿润但并不寒冷的空气从那里挤了进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担心肿瘤着凉，就把脖子裹了起来，坐到墙边。这些听天由命的人是多么麻木不仁，简直跟木头一样!看来，这里除了阿佐夫金，谁也没有真正的病痛。好像是高尔基说过，只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自由。恢复健康这件事也是如此。至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早晨他就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挂号处刚刚开门，他便往家里打电话，把夜里的决定告诉了妻子：通过一切渠道设法转到莫斯科去，而不能在这里甘冒风险，害了自己。卡色很会走门路，想必正在活动。不消说，这是一种怯懦的表现：被一个肿瘤吓慌了神，还到这里来住院。说起来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从昨天下午三点到现在，甚至连一个人也没有来摸一摸，看看他的肿瘤是否正在扩大。谁也没送药来。床头上挂一张体温卡也就了事了，这只能安慰傻瓜。不行，我们的医疗机构还需要整顿再整顿。
医生们终于露面了，但她们还是没有走进病房，而停在门外，在西市加托夫那儿站了很久。西布加托夫把后背的衣服擦了起来，让医生们看。(与此同时，科斯托格格托夫把自己的书藏到了褥垫底下。)
不过后来她们还是走进了病房，有东佐娃医生，汉加尔特医生和一位手拿记事本、臂肘上搭着一条毛巾的体态端庄、头发花白的护士。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一齐进来，总是会引起一阵紧张。恐惧和希望的浪潮。来者的长衫和帽子愈白，表情愈严肃，病号的那三种感受就愈强烈。其中表现最严肃、最庄重的是护士奥林皮阿达佛拉基斯拉沃夫娜，对她来说，巡诊就跟祈祷仪式之对于助祭是一样的。她是这样一个护士，认为医生高于普通人，认为医生什么都懂，从来不犯错误，其嘱咐也无不正确。所以，任何医瞩她都怀着一种近乎幸福的感觉记在自己的记事本里。现在的年轻护士已经不像她那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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