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吧!”卅夫列姆也火了。“别瞎亮亮，你自己坐车到那儿去组织收购好了。用国家的名义也好，用合作社的名义也好，随你的便。在这儿你嫌15个卢布的价钱太贵，那就别订。”
鲁萨诺夫明白，要害就在这里。他痛恨投机商人，可是现在，如果这种新药还要经过医学科学院的批准，还要等中部俄罗斯各州的合作社去组织连续的采购供应，那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是等不及的。
发声困难的新病人，像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社的记者，拿着笔记本几乎爬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床上，扯着嘶哑的嗓子继续追问：
“有没有采购员的地址?……信上没写那些采购员的地址吗?”
就连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准备好了，要把地址记下来。
但是，不知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回答。不管信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地址，反正他没回答，而只是从窗台上下来，伸手到床底下去摸一双靴子。他不顾医院的种种禁例，还是私藏了一双靴子，留着散步时穿。
焦姆卡把药方藏进床头柜里，他不再问什么，只是十分谨慎地把自己的那条腿搁到床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弄到那么多钱。
白烨树有助于治病，但并不是对谁都起作用。
鲁萨诺夫可说是有点不好意思：跟啃骨者发生了冲突(3天来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冲突)之后，现在又对他谈的事情如此明显地感兴趣，而且还跟他要地址。也许是为了讨好啃骨者，也许不是，反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非存心，而是无意中提到使他们连结在一起的共同命运，态度颇为真诚：
“是啊!世上还有什么能比……(癌吗?但他生的不是癌)这些……肿瘤…比癌更糟的呢?”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一点也不为这个年龄比他大。地位比他高、经验比他足的人的信任所动。他用的靴筒上晾干了的深褐色包脚布将脚包起来，一面把皱折处胡乱补缀过的可恶的人造革破靴子往脚上套，一面冲着鲁萨诺夫说：
“比癌更糟的吗?麻风!”
这两个可怕的字以其排炮似的强烈声音在房间里响彻开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皱了皱眉头，平和地说：
“这话怎么说呢?何以见得更糟?麻风的病变过程倒是比较慢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以阴沉和不友好的目光盯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浅色的眼镜和闪亮的眼睛。
“糟就糟在人还活着就被从世界上清除。硬使他们跟亲人分离，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您以为这比得了肿瘤病好受吗?”
同这个粗鲁无礼的人离得如此之近，毫无遮蔽地处在他那燃烧着阴郁之火的目光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觉得很不自在。
“我是想说，所有这些可诅咒的疾病……”
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这时都会明白，应该迈出一步迎上前去。但是啃骨者不理会这一点。他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这种分寸嗤之以鼻。这时，他挺直瘦长的身躯站了起来，穿上了外出散步作为大衣的那件肥大而又几乎拖到靴子的浊灰色绒市女式长衫，洋洋得意地抛出一句自以为富有哲理的话：
“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要是不生病，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寿数。”
他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了卷成4指厚的一条带五角星搭扣的军人皮带，用它束在掩上了衣襟的长衫外面，只是留神没把肿瘤部位勒得太紧。接着，一边揉着一支不等抽完就会自行熄灭的那种廉价的蹩脚“钉子”烟卷，一边向门口走去。
发声困难的那个病号在病床之间的通道上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让路，尽管他具有银行行长和部长总理的外表，但那央求的神态却好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四海扬名的肿瘤学权威，但此去将永远离开这栋楼房：
“那么，请您说说，喉头肿瘤大约有百分之几是癌?”
“34%，”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他微微一笑，从他身旁走过去。
门外台阶上一个人也没有。
奥列格幸福地吸了一口静止的湿冷空气，没等这口冷气流遍全身，他就即刻点起了一支烟卷，不这样他就总觉得美中不足(尽管现在不仅仅是东佐娃，而且还有马斯连尼科夫在信中也没忘记提醒他戒烟)。
外面一点风也没有，也不算很冷。借着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看得见附近的一个水洼，水面发黑，没有结冰。算来只是2月5日，可已经是春天了，似乎还不习惯。空气里悬浮着算不上雾的薄雹，薄得掩不住远处路灯和窗户的光亮，只是使它变得柔和些，不那么强烈而已。
奥列格左边有4棵金字塔式的白杨，像4个兄弟紧挨着，耸然向上，比楼顶还高。另一边只有孤零零的一棵，但技权伸展得无拘无束，跟那4棵一般高。它后面就是密密层层的其他一些树木，公园从那里延伸开去。
13号楼门前是没有遮拦的石头平台，它的几级台阶通向一条夹在灌木树篱中间的慢坡沥青路。现在树木都没有叶子，但紧密地挨在一起，显得很有生气。
奥列格是出来散步的，他想沿着林荫小径走一走，随着每一步的迈出，随着每一次腿骨的舒展，感受一下作为一个九死一生的人走路稳健、有其好腿之喜悦。但是从平台上看到的景色使他停住了脚步，于是他就在这里把烟抽完。
对面几栋楼稀疏的路灯和窗户的光线十分柔和。小径上几乎已没有人走动。当后面附近一条铁路上没有隆隆驶过火车的时候，这里就会传来均匀的温偏流水声——一条湍急的山洞之水在那边楼房后的悬崖下面奔流、飞溅。
再往前，过了悬崖，过了山涧，是市区的一个公园。不知是从那个公园(尽管天气很冷)还是从俱乐部开着的窗户里传来管乐队演奏舞曲的乐声。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有人在跳舞……某某人同某某人跳着交谊舞……
奥列格由于讲了那么多话，而且别人都洗耳恭听，所以还处在精神亢奋状态。还是在两星期之前他就认为自己同生活已经完全绝了缘分，而现在，生活却又突然回到他的身边——这种感觉占据了他整个心灵、诚然，这生活并没向他许诺任何被称之为美好的东西，也没许诺这座大城市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住宅、财产、事业上的成就、金钱。但是倒能带来他始终懂得珍惜的自在之乐：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呆会儿的权利;眺望星星、凝视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间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权利。是的，这类权利还有许多许多。
包括同女人谈话的权利。
由于恢复了健康，所有这些数不尽的美妙权利才回到他的身上!
他站在那里，一面抽烟，一面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音乐是从公园里传来的。但奥列格所听到的不是这音乐，而仿佛是响彻在他内心里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他仿佛听到这交响曲激动不安而又令人心碎的开头，听到开始部分一支奇妙的小曲。对这支小曲，奥列格是这样理解的：仿佛主人公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又仿佛主人公本来是一个盲者，突然重见光明，——仿佛他伸出手来抚摩那些物体或亲人的面庞，摸着却还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不敢相信这些东西是实际存在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已开始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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