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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楼_[俄]索尔仁尼琴【完结】(81)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省一个戈比,能保住一个卢布;而省一个卢布,则能保住一条命。”我的爷爷可真聪明。

  我什么胃口也没有,单靠黄瓜维持生命。脑袋沉得不得了,有一次晕得差点儿昏过去。当然,肿瘤剩下不到一半了,边缘也变软了,我自己勉强能摸到它。不过与此同时血液受到了破坏,他们给我吃一种特殊的药,以增加白血球(这大概又要使别的什么受到破坏!)。而“为了激发白血球的产生”(他们就是这么明说的!),他们想给我注射……牛奶!简直是野蛮透顶!何不给我就那么端一杯新鲜牛奶来!说什么我也不让他们打这样的针。

  他们还扬言要给我输血。我也不肯。好在我的血是A型,难得有这种血浆送来。

  总的说来,我跟放射科主任的关系非常紧张,没有一次见面不争吵。这个女人可真严厉。最近一次她触摸我的胸脯,断言说“没有人造雌酚反应”,指责我逃避打针,欺骗她。不用说,我表示愤慨(可事实上我当然是欺骗她)。

  可是要我对主治医生拿出倔劲来就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态度非常温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似乎曾经对我解释过“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来源。请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似乎也不知怎么个皱法。如果她要开什么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就低下头去,垂下眼光。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会让步。有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因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问底。顺便说说,她模样很讨人喜欢。

  是的,她书生气十足,对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深信不疑,我无法使她改变观点。总之,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情况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尽管如此,要作出决定还是很困难: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对?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那里会发现转移,可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们一再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光线单位向我轰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吗?还是以防万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险系数,就像架桥一样?还是没有知觉、机械执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失业?但我是能够摆脱的!我是能够冲破这个框框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可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本来早就会跟他们闹翻,一走了之,但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出具证明。而证明对一个流放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啊!简直是命根子!也许明天监督官或保安员就会把我流放到再远300千米的沙漠里去,可是有了证明我就可以赖着不走,因为证明上会写着:需要经常观察、治疗。这就请您原谅了,长官!作为一个老犯人,岂能放弃医生出具的证明?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意味着,又得耍花招,弄虚作假,欺骗、拖延,一辈子都这样实在腻味!…小IW 便提一下,由于耍花招太多,疲于应付,结果也干出了蠢事。我请你们给我寄来的鄂木斯克那位化验员的信,就给我自己招来了不少麻烦。我把信交出去了,结果他们拿去跟病历钉在一起,后来我才明白,在这件事上我被骗了:现在他们正放手对我进行激素疗法,而本来他们好像还有所怀疑。)等我拿到了一纸证明,就不吵不闹、和和气气地离开这里。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以后,为了使肿瘤不向任何部位转移,我还要用伊塞克湖的草报把它制住。用剧毒治病似乎包含着一种浩然正气,因为毒药不用佯装成无害的药物,它就那么直言不讳:“我是毒药!请您当。心!要么别用,要么您就冒险!”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在迎接什么。

  要知道,我并不要求长命百岁!何必想得太远呢?……我的生活,时而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时而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现在我只想在两者都没有——既没有看守监视,也没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多少过一阵子,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宁格勒,也不要里约热内卢,我只希望回到我们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们的乌什一捷列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这样,夜里醒来就能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几点钟了。只希望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度过,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过来也行。对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我还想跟您一起(当然,也带上茹克和托比克),在炎热消退了的时候,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儿去,在水较深、没到膝盖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让两腿顺流而放,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跟对岸的苍资竞赛。

  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卜…但就连我这最后的一段水面医生们也想剥夺。不知凭什么权利(他们从未想到过问问自己有没有权利),他们未经我同意就代替我决定采用一种可怕的疗法——激素疗法。这简直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只要用它去烫人一次,就会把人变成一辈子残废。而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那么司空见惯!

  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说到奉承、拍马、撒谎,营里的人有意见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是那么回事。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照付?在部队呆过7年和在劳改营呆过7年,这两个7年——童话里或圣经里所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是不是太残酷了?

  你们最近的来信(到得很快,只五天的时间)使我心中很不平静:怎么,我们区里还来了大地测量考察队?要是能站在经纬仪旁,这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哪怕只干上一年像样的工作也好!不过,他们会要我吗?要知道,这项工作肯定要越出监督范围的,而且,总的说来,这种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毫无例外,可我是个有污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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