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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_南怀瑾【完结】(162)

  问题又来了,在上论《公冶长》篇中,我们看到子贡说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也已经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他说过“我不希望别人给我的;同样的,我也不想转加给别人。”可见他早已在实行恕道。可是在这里孔子却说,子贡啊!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现在孔子反而教子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子贡的前言,又有什么差别?难道孔子老是摆权威,只有他的对,学生的话对了也是错吗?其实不然,子贡所提出的话,和孔子现在答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文字上的不同,其意义是一样的。事实上,大有立足点的不同。

  子贡是说,我所不想别人加给我那些不合理的,我也同样的不想加到别人身上。这是以我为中心,我受到了妨害之后,才想到不要同样地找别人的麻烦。现在孔子说的,只要我自己发现不要的,便不要再施给别人。根本上在严格要求自身的净化,不要靠比较以后才想到别人。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其次,如果把这两节连起来讲,正好互作阐发,那便是“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机锋锐利,等于后世禅门中一个故事:唐末诗僧贯休作了两句很得意的诗:“得句先呈佛,无人知此心。”他拿给一位禅门的老和尚看,老和尚反问他:“如何是此心呢?”贯休反而答不出来了。老和尚便笑说:“无人知此心。”这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便同此一样隽永有味,值得深思反省。

  站在书呆子的立场,专门研究自己的人生,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做不到,随时随地我们会犯违背这八个字的错误。尤其在年轻一辈的团体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前天就有一个正在服兵役的学生回来说,他三支牙刷,六条短裤,都被“摸”跑了。事实上自己根本有这些东西,可是就喜欢把别人的“摸”来,“摸”到了心里觉得很痛快。这种行为说他是“偷”吗?不见得这么严重。前天我们的楼梯口的一副门帘不见了。办事的人说被偷了,我说算了,一定是被年轻人“摸”去了。说他有意偷吗?他没这个意思。说他没有偷吗?年轻人有这种心理,摸来很好玩,很有味道,还在那里称英雄。东西被人“摸”跑了,心里一定会不高兴,可是自己有机会,也会“摸”人家的。过团体生活的时候,有的人洗了手,本来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干净,看见旁边挂了一条,顺手擦在别人的毛巾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行为出来呢?这是小事,不能做到“己不所欲,勿施于人。”对于大的事,做到我所不要、所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让别人承受,就太伟大了,这个人不是人,是圣人了。太难了!可是作人的存心,必须要向这个方向修养。能不能做到,另当别论。

  这八个字的修养,要做到很难很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也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后来佛家思想传到中国,翻译为“布施”。施字上加一个“布”字,就是普遍的意思。佛家的布施和儒家这个恕道思想一样,所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布施的精神。人生两样最难舍,一是财,一是命。只要有利于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施出来,就是施。这太难了,虽然做不到,也应心向往之。

  毁与誉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说,我对于人,毁誉都不计较,即如说那个人说某人好,那个人说某人坏,很难据以定论。我的体验,不要轻易攻讦人,也不要轻易恭维人。人很容易上恭维的当。但是我总觉得恭维人比较对,只要不过分的恭维。对于自己要看清楚,没有人不遭遇毁的,而且毁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个宗教家,都不能避免毁。像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就是因为被人毁。而且越伟大的人物,被毁得越多,所以说“谤随名高”。一个人名气越大,后面毁谤就跟着来了。

  曹操还没有壮大起来的时候,初与袁绍作战,情势岌岌可危,他的部下没有信心,认为会打败仗,很多人都和袁绍有联络,脚踏两边船,以便万一情势不对时,可以倒过袁绍那边去。他们往来的书信资料,曹操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里,后来仗打下来胜利了,曹操立刻把这些资料全部毁了,看都不看,问更不问。有人对曹操说,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应该追究,曹操说,跟我的人,谁不是为了家庭儿女,想找一点前途出路的?在当时是胜是败,连我自己都没把握,现在又何必追究他们?我自己信念都动摇,怎能要求他们?如果追究下去,牵连太广了,到最后找不到一个忠贞的人,不必去追问了。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故意作到能够宽容人。其次古人的句子:“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与人相见,三两句话就说起别人来了,这是通常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如果作为一个单位主管,领导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与修养,不随便说人,也不随便相信别人批评人的话,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攻讦人的人,他们之间一定有意见相左,两人间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这种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稳了,否则就没有办法带领部下的。另外一些会说人家好话的人,中间也常有问题。李宗吾在他讽世之作的《厚黑学》里,综合社会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所谓“补锅法”、“锯箭法”,都是指出人类最坏的做法。有些人最会恭维人,但是他的恭维也有作用的。

  近代以来,大家都很崇拜曾国藩。其实,他当时所遭遇的环境,毁与誉都是同时并进的。因此他有赠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这是说他们当时的处境,左边放了一大堆褒扬令、奖状。右边便有许多难听而攻击性的传单。世间的是非谁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这一头,一定会少了那一边,加减乘除,算不清那些帐。你只要翻开《庄子》书中那段屠羊说(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处世的态度,就应该有屠羊说的胸襟才对,所谓“万事浮云过太虚”。

  孔子这里说,听了谁毁人,谁誉人,自己不要立下断语;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有人攻讦自己或恭维自己,都不去管。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厉害,这中间一定有个原因。过分的言词,无论是毁是誉,其中一定有原因,有问题。所以毁誉不是衡量人的绝对标准,听的人必须要清楚。孔子说到这里,不禁感叹:“现在这些人啊!”他感叹了这一句,下面没有讲下去,而包含了许多意思。然后他讲另外一句话:“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这三代的古人,不听这些毁誉,人取直道,心直口快。走直道是很难的,假使不走直道,随毁誉而变动,则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带人。所以这一点,作人、做事、对自己的修养和与人的相处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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