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爱，作为理想，本来就不止于现实，甚至具有反抗现实的意味，正如诗，有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
(我想，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是疏忽了“惟一”和“第一”的不同。若说生命的第一要求是活着，这话我看就没有疑问。)
二十四
但是反抗，并不简单，不是靠一份情绪和勇敢就够。弄不好，反抗是很强劲而且坚定了，但怨愤不仅咬伤自己，还吓跑了别人。
比如常听见这样的话：我们残疾人如何如何，他们健全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要是说“他们不曾理解”，这话虽不周全，但明确是在呼唤理解。真要是“不可能理解”，你说它干吗?说给谁听?说给“不可能理解”的人听，你傻啦?那么就是说给自己听。依史铁生和我的经验看，不断地这样说给自己听，用自我委屈酿制自我感动，那不会有别的结果，那只能是自我囚禁、自我戕害，并且让“不可能理解”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自虐者自虐而束手无策。
再比如，还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句式：我们残疾人是最( )的，因此我们残疾人其实是最( )的。第一个括号里，多半可以填上“艰难”和“坚强”，第二个括号里通常是“优秀”或与之相近的词。我的意思是，就算这是实情，话也最好让别人说。这不是狡猾。别人说更可能是尊重与理解，自己一说就变味——“最”都是你的，别人只有“次”。况且，你又对别人的艰难与优秀了解多少呢?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话出自残疾人之口，竟会赢得掌声。这掌声值得仔细地听，那里面一定没有“看在残疾的份上”这句潜台词吗?要是一个健全人这样说，你觉得怎样?你会不会说这是自闭，自恋?可我们并不是要反抗别人呀，恰恰是反抗心灵的禁闭与隔离。
二十五
那掌声表达了提前的宽宥，提前到你以残疾的身份准备发言但还未发言的时候。甚至是提前的防御，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没有掌声为由继续繁衍“他们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这其实是提前的轻蔑——你真能超越残疾，和大家平等地对话吗?糟糕的是，你不仅没能让这偏见遭受挫折，反给它提供了证据，没能动摇它反倒坚定着它。当人们对残疾愈发小心翼翼时，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罗网。
这样的反抗使残疾扩散，从生理扩散到心理，从物界扩散进精神。这类病证的机理相当复杂，但可以给它一个简单的名称：残疾情结。这情结不单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遗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以致左突右冲反使那罗网越收越紧。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中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的暗算，放弃自卑，同时放弃怨恨;其实这两点必然是同时放弃的，因为曾经，它们也是一齐出生的。
二十六
中国足球的所谓“恐韩症”，未必是恐惧韩国，而是恐惧再输给韩国，未必是恐惧韩国足球的实力，而是恐惧区区韩国若干年来(其足球)竟一直压着我们，恐惧这样的历史竟不结束，以及本世纪内难道还不能结束吗?这恐惧，已不单是足球的恐惧，简直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心病。要我说，其实，是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惧，或者是它们俩互相吓唬以致恶性循环。本来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负!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国家，体育上必各具短长，输赢寻常事，哪至于就严重到了辜负人民和祖国?倘民族或祖国的神经竟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积着“残疾情结”?
有位著名的教练曾在电视上说：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打败外国队!这样的目标与体育精神有着怎样的差距姑且不论，单这样的心理，决心(如赛前所宣称)就难免变成担心(如赛后所发现)。决心基于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赛都看成这样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我喜欢申花队“更进一步”的口号，不喜欢国安队的“永远争第一”。至少，“更进一步”没法弄虚作假，“争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担心呢，原因就复杂，但肯定已经离开了对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输了也可以是更进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国的荣誉，乃至历来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实现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脑儿都交给足球，谁心里也没底，不担心才怪。
说句公道话，教练和球员们的负担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别再说什么“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够”，这么多年，每一次失败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训都像复制，每一次电视台上沉痛的检讨都仿佛录像重播，莫非只有赢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够了?能不能从下一次来个彻底甚至过头的改变?比如说，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赢，只盼下一次能输它个漂亮!漂亮到底，对，明明已经出局也还是抱住漂亮不撒手!体育，原是要在模拟的困境中展现坚强、美丽的精神。爱国——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到用不着“主义”来加封，有吃饭主义吗?我不信有哪位教练或球员不爱祖国。但美丽的精神不更是荣誉?胆战心惊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国轻看。
二十七
作家陈村说过：让中国人心里不平衡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世界杯总不能入围，二是诺贝尔文学奖总不能到手，这两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点魔魔道道。关于后一项，真的不大好再说什么了，要么是酸，要么是苦，甚至于辣，敬仰与渴望、菲薄与讥嘲也都表达过了，剩下的似乎只有闷闷不乐。
说一件真事：五六淑女闲聊，偶尔说起某一女大学生做了“三陪小姐”，不免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百哪!”——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千的也有!”——还是嗤之以鼻。有一位说：“要是一晚上给你几十万呢?”这一回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相视大笑。这刹那间的沉默颇具深意——潜意识总是诚实的。那么，做一次类推的设想：五六作家，说起各种文学奖，一致的意见是：艺术不是为了谁来拍拍你的后脑勺儿。此一奖——摇头。彼一奖——撇嘴。诺贝尔奖呢?——我总想，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沉默以及随后的大笑?
几位淑女沉默之后的大笑令人敬佩。她们承认了几十万元的诱惑，承认自己有过哪怕是几秒钟的动摇，然后以大笑驱逐了诱惑，轻松坦然地确认了以往的信念。若非如此，沉默就可能隐隐地延长，延长至魔魔道道，酸甜苦辣就都要来了。
很难有绝对公正的评奖这谁都知道，何不实实在在把诺贝尔奖看作是几位瑞典老人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关怀和好意?瑞典我去过一次，印象是：离中国真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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