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人在伊甸园外徘徊、祈祷，一个洋人也在伊甸园外徘徊、祈祷，如果他们相遇并且相爱，如果他们生出一个不汉不洋或亦汉亦洋的孩子，这孩子在哪儿呢?仍是在伊甸园外，在那儿徘徊和祈祷。这似乎有着象征意味。这似乎暗示了人或写作的永恒处境，暗示了人或写作的必然开端。什么国界呀、民族呀、甲方乙方呀，那原是灵魂的阻碍，是伊甸园外的堕落，是爱愿和写作所渴望冲开的牢壁，怎么倒有一种强大的声音总要把这说成是写作的依归呢?
六十一
回到原来的话题吧。从人的“魂(波)脑(粒)二象性”——恕我编造此名，也是一种无知无畏吧——来看，人就不能仅仅是有形的肉身。就是说，生命既是有形的、单独的粒子，又是无形的、呈相互干涉的波。甚至一个人的出生，一个承载着某种意义的生命之诞生，也很像量子理论的描述：“在亚原子水平上，物质并不确定地存在于一定的地方，而是显示出‘存在的倾向性’;原子事件也不在确定的时间以一定的方式发生，而是显示出‘发生的倾向性’。”“亚原子粒子并非孤立的实体，而只能被理解为实验条件与随后的测定之间的相互关系，量子论从而揭示了宇宙的一种基本的整体性。”人的生命，或生命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能孤立地理解的，还是那句话，它就像浩瀚音乐中的一个音符，一个段落，孤立地看他不知所云，惟在整体中才能明了他的意义。什么意义?简单说，就是音符或段落间的相关相系，不离不弃，而这正是爱的昭示啊!
六十二
那么，灵魂与思想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任何思想都是有限的，既是对着有限的事物而言，又是在有限的范围中有效。而灵魂则指向无限的存在，既是无限的追寻，又终归于无限的神秘，还有无限的相互干涉以及无限构成的可能。因此，思想可以以来理性。灵魂嫩，当然不能是无理性，但他超越着理性，而至感悟、祈祷和信心。思想说到底只是工具，它使我们“知”和“知不知”。灵魂则是归宿，它要求着爱和信任爱。思想和灵魂有其相似之处，比如无形的干涉。但是，当自以为是的“知”终于走向“知不知”的谦恭与敬畏之时，思想则必服从乃至化入灵魂和灵魂所要求的祈祷。但也有一种可能，因为理性的狂妄，而背离了整体和对爱的信任，当死神必临之时，孤立的音符或段落必因陷入价值的虚无而惶惶不可终日。
病隙碎笔6
一
一个人对一个人说(碰巧让我听见)：“他们提倡爱，可他们挣的钱可不比谁少。”“他们”不知是指谁，我听了心里却忽悠悠的一下子没了着落。我知道这问题我心里一直都有，只是敷衍着，回避着，就像小时候听见死，心里黑洞洞的不敢再想。我不能算是穷人，也没打算把财产都捐献出去，可我像“他们”一样，自以为心存爱愿。也许是要为自己辩护，也许不完全是，觉得这问题是得认真想想了。
这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这样：对所有提倡爱并自信怀有爱愿的人来说，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你贫穷，因而生活得比你远为艰难的时候，你的爱愿何以落实?或者说，当他人的贫困与你的相对富足并存之时，你的爱愿是否踏虚蹈空?甚至，你的提倡算不算是一种虚伪?
二
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不容含糊的问题。但想来，这还会是一个令多数人陷于尴尬的问题。因为你很少可能不是一个相对富足的人，因为贫困之下还有更贫困，更贫困之下还有更更贫困;差别从未在人类历史上消灭过，而且很难想像它终于会消灭。还有一层，贫困的位置其实是谁都不喜欢的，一有机会，这位置很少有人愿意留给自己。这样，依照前述逻辑，还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心怀爱愿呢?还有多少爱愿敢说是脚踏实地呢?甚至，爱愿，还剩下多少脚踏实地的机会呢?然而爱愿是要宏扬与实践的，是要蔚然与恒久的呀。可要是依照前述逻辑，爱愿，或爱的信奉，就只少数人够资格享有它了，而且还是在一个随时希望放弃这资格的时间段里。
三
然而，这种注定是少而临时的资格，这种仅以贫富为甄别的爱愿，还是人类亘古期盼的那种爱愿吗?不错，人应当互爱互助，应当平等，为富不仁是要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受谴责的是“不仁”，而非“为富”呀。请稍微冷静些，想一想被溺爱惯坏的孩子吧——爱愿若仅意味着贫富的扯平，它不会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倚赖吗?它不会成为好吃懒做者的温床吗?甚至，它不会骄纵出觊觎他人劳动成果的贼目与偷手吗?
于是乎还有一件事也就明白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爱愿何以越来越稀疏，越狭隘。最后竟弄到荒唐滑稽的地步。比如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公交车上上来一位老人，是否给他让座也要先问问他是贫农还是地主，是工人还是工贼。
四
为贫困者捐资，无疑是爱愿的一种实践，但这就能平定前述那严峻的一问吗?先看看捐资之后怎样了吧。捐资之后，捐资者与受捐者就一样富有了吗?大半不会。大半还会是捐资者比受捐者富有，还会是贫与富并存，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见得就能缩小，因为前述局面并无改观——爱愿依然要面对那严峻的一问，而且依然是不容含糊。除非你捐到一贫如洗。可这样的人有吗?
且慢，这样的人历史中确凿是有几个的!有几位伟人，有几位圣贤，料必也会有几位不为人知的隐者。不过这又怎样呢?事实上他们也只能作为爱愿的引导和爱者的崇尚，不大可能推广。崇尚而不可能推广，这就怪了，这里头有事儿，当然不是咬牙跺脚写血书的事儿。
五
什么事儿呢?比如平均主义。贫富扯平不就是平均主义吗?可平均主义的后果料必一大半中国人都还记得：平均绝难平均到全面富裕，只可能平均到一致的贫穷——就像赛跑，不可能大家跑得一样快，但可以让大家跑得一样慢。但麻烦还不在这儿，麻烦的是，平均主义是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为什么?很简单：既不能平均到全面富裕，便只好把些不听话的削头去足都码码齐，即便是码成一致的贫穷也在所不惜。不听话的——真正的麻烦在这儿!平均必然要以强制为倚靠，强制会导致什么，历史已屡有证明。30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村中就有几个脑筋“跑得快”的，只因想单干，就被推到台上去批斗。另几个不听话的，只为把自家的细粮卖了，换成更经吃的玉米和高粱，便被一绳捆去，以“投机倒把罪”坐了班房。
六
平均不是平等。平等是说人的权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均单讲收获，各位请再终点上排齐。平等，应该为能力低弱或起步艰难的人提供优越条件，但不保证所有的人一起撞线。平均却可能鼓励了贪懒之徒，反正最后大家都一样。比如自由和爱情，怎么平均?平均只可能是一个经济概念，均贫富。平等则指向人的一切权利。这样的造反当然不会造出法治，只不过再次泄露“宝葫芦的秘密”——分田分地真忙。但这样忙过之后怎样了呢?我曾在陕北插队，那是个特殊的地方，解放得早，先后有过两次土改：第一次均贫富之后不久，又出现了新贫农和新富农，于是又来了一次。这有点儿象孩子玩牌，矫情，一瞧要输就推倒重来。这样的玩法不可再三，再三的结果是大家都变得懒惰、狡猾;突出的事例是，分到田的人先都把田里的树伐作自家的木材，以期重新发牌时不会吃亏。可后来发现这其实白搭，再洗牌时所有的地里都只剩着黄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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