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论语·颜渊》
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和辨别是非疑惑的能力。孔子说：“以忠信为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义，这就是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了。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下去，厌恶起来就恨不得他立刻死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
南怀瑾先生认为人们很容易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错误，男女之间也有这种情形，在爱他的时候，他骂你都觉得对，还说打是亲骂是爱，感到非常舒服。当不爱的时候，他对你好，你反而觉得厌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领导人尤其容易犯这个错误。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人类最愚蠢的错误，也是人们的通病。每个人都有好恶、爱恨的情感，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自然是希望他好好的，会为了让这个人好而不惜牺牲自己;然而当我们憎恶起一个人来的时候，就恨不得他立刻就死去。这是人的两种极端的感情。对于这两种感情，若是不能很好地把握，很有可能会惹来大乱子。
领导人更是如此。领导人的手中有权力，这个权力决定他有能力掌控别人，因此他的爱恨情感会更加强烈。对待他喜欢的人，他会动用他的一切权力去保护这个人。汉惠帝刘盈为了使弟弟赵王如意免遭吕后毒手，和他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刻也不分离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一旦领导人憎恨起一个人来，这种情感会在权力的支配下来得更加强烈，他会运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不喜欢的人除之而后快。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在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后，掌印太监孟冲被司礼监太监冯保取代，首辅高拱被张居正取代。由此在万历皇帝的身边形成了三个核心的权力人物，那就是太后李氏、掌印太监冯保和首辅大臣张居正。
万历皇帝年幼，对权力没有什么概念，更何况在太后李氏的严厉教导之下，万历也没有太多的自由。整个朝政基本上都把持在张居正的手中，张居正由此得以推行“万历新政”。在太后李氏的信任和支持下，在掌印太监冯保的帮助下，张居正的仕途生涯风生水起。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也是非常尊敬的。万历皇帝年幼，不通政事，张居正掌理朝政正好让万历有时间玩耍。张居正对万历皇帝忠心耿耿，万历也是看在眼里，因此他一直对张居正非常感激，一直称他为元辅。有一次张居正腹痛，万历皇帝还亲自做了一碗辣面给他。
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一直维持了十年，这是张居正最风光的时候。随着万历皇帝逐渐长大，他对权力有了渴望。然而在张居正等三人的压制之下，万历皇帝根本就没有掌权的机会，太后李氏甚至对万历皇帝说过，三十岁之前不能掌理朝政。长期受到压抑的万历皇帝开始对权臣张居正产生了怨恨。但是在三人的制约下，万历皇帝只能是隐忍不发，但怨恨在压抑之下只能变得更加强烈。
张居正死后两年，彻底将朝政揽过来的万历皇帝开始对张居正进行清算。由于张居正在改革的时候得罪了很多亲贵，因此，弹劾张居正的折子很多，万历皇帝以此为由头，对死后的张居正进行了清算。万历皇帝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张居正家被抄，他的长子自杀于狱中。
权力是推动这两种极端的感情更加极端化的东西，因而在领导者的身上，这两种感情演绎得更加可怕。历代君主帝王都不免会犯这样的错误。权倾一时的大臣，最终大都难免悲惨的下场。身为领导者必须避免这种情绪化的行为，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一个人该用还是该弃，不能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爱憎，必须秉持客观的原则进行考察。是人才，无论自己怎样不喜欢，该用的还是要用;不是人才，无论自己多喜欢，都要舍弃。那些亡国之君，历来都是因为宠幸佞臣而导致国破家亡。因此，领导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学会克己修身，克制自己强烈的爱憎观念，以公平的心态对待每一个人，将私人的感情从工作中剥离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学会中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论语·先进》
第9章 拥有领导者的气度(2)
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南怀瑾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圣人，就体现在这种地方。他说颜回认为他说的话都对，但真的都对吗?要多加反省。这句话不以道德标准来说，仅讲个人行为修养，如果一个长官，遇到部下都说自己对，绝对没有反对意见，就要反省自己对的程度。孔子说“非助我者也”，这样对我没有帮助。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人，一定会给出不同的意见。所以一个领导人，最难的是容纳相反的意见。我们听了相反的意见以后，要把自己的观点推开，就他的意见想想，也蛮有道理，然后与自己的意见做正反的中和，这种态度是做人处世的高度修养。
这里提到“中和”二字，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中和”。所谓“中和”就是阴阳相济，正反相和，就是把两种对立的事物进行调和，不让它超越一定的度。任何事物只要是走向了极端，对我们都是有害的，因此，我们要学会中和。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一旦我们将要走向极端，就一定要找相克的事物来帮助自己往回走，以免万劫不复。这体现在领导艺术上，就是身边要有能够直言进谏的人。
领导者比之普通的人更需要中和，因为领导者身上背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一旦出现失误，会危及到更多的人。一般的领导者身上总会有狂傲之气，这与他的身份地位有很大关系。眼高于顶，目空一切是领导者最容易犯的错误。这个时候，身边若是没有能够直言劝谏的人，那么领导者往往会走向刚愎自用的极端，并因此而招来祸患。同样也有一部分领导者孱弱无能，这样的领导者身边必须要有一些果敢刚毅的人，若是没有这样的人辅佐，领导者往往会人云亦云，没有主意，这样一来，内部就会形成派别，争斗不休，影响整个团队的运作。
崇祯皇帝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除了祖上传下来的基业已经破败不堪以外，他身上的傲气是他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崇祯皇帝以雷厉风行的手段除掉了大宦官魏忠贤，让朝廷上下振奋不已，大家都认为这个皇帝会挽救大明王朝的颓唐之势。然而成为皇帝的崇祯虽然励精图治，却始终没能使明朝强大起来。他制定的各种政策虽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与明朝的现实状况不相符，结果导致民怨四起，农民起义爆发;同时他大批地任用宦官，监视外臣，使宦官的权力凌驾于外臣之上;在与后金的战争中，他刚愎自用的性格体现得更是明显。急于求成的崇祯皇帝不顾现实，与后金拼命对抗，拒绝对方和谈的要求。对外臣的猜忌之心，害死了经略辽东事务的袁崇焕，从此再也难以抵抗后金的进攻。最终被李自成攻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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