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人问老者：“我怎样才能成功地攀登到梦想的山巅?”
老者微微一笑，从地上捡起一张纸，叠只小船放进身边的小河。小船不喧哗，不急躁，借着水流，一声不吭地驶向前方。途中，蝴蝶、鲜花向它搔首弄姿，它不为所动，默默前行……
老者说：“人的一生，金钱、美色、地位、名誉，诱惑太多。选定了奋斗目标，途中却因思谋金钱而驻足，因贪恋美色而沉沦，因渴求名誉而浮躁，因攫取地位而难眠，故难以像小船一样，不为诱惑所动，向着既定目标默然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事往往半途而废，不能成功的原因。”年轻人恍然大悟，打点起行囊，迎着风向山顶爬去。
拒绝诱惑是一件很难的事，很多人能够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却在诱惑面前投降。糖衣炮弹的威胁远比真枪实弹要大得多。每个人都有欲望，酒色财气是人们永远也摆脱不了的致命弱点，只要是沾染上其中的一项，诱惑就会抓住这一点，马上让你陷入其中。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就连英雄也有弱点，也会为美色所累造成英雄气短，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
英雄马尔戈被敌人捕获后躺在地上装死，想寻机逃生。敌人为了检验他是否真死，用铁钉穿透他的手心，用火烧他的皮肉，他都忍住了，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可是，当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在他面前跳起舞时，他终于忍不住绽开了笑容。
我们之所以忍不住，实际上还是因为我们看不破。我们只是明白道理，但是这些道理并没有内化进我们的内心，因此，当诱惑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依然会怦怦直跳。只有内心真正心如止水，将富贵荣华看破了，才能不为诱惑所动。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取所当取，是拒绝诱惑的最好办法。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对当时执政的司马氏不屑，因此不愿为官，拒绝与任何为官之人打交道。
司隶校尉钟会想结交嵇康，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嵇康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对于钟会不予理睬。等候很久也没有回音后，钟会准备离开。嵇康开口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因此写下了着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自己的心志。
生活的不幸一半源于生存，一半源于攀比。只因为我们得失之心太重，总是向往着更高的地方。然而这个世界是一山更比一山高，永远没有尽头的。在欲望的支配下，我们辛苦地将人生经营下去，成为了欲望的奴隶，我们的人生也因为外物所累而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我们没有大智慧，不需要看破红尘，只需要看破名利得失，熄灭欲望之火，就可以以平静的心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诱惑，收获生活的幸福。
宠辱不惊，淡泊明志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论语·公冶长》
子张问道：“楚国的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的官，没有高兴的颜色;三次被罢免，没有怨恨的颜色。每次交接，一定把自己的一切政令全部告诉接位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道：“可算尽忠于国家了。”
南怀瑾先生认为人在上台与下台之间，尽管修养很好，而真能做到淡泊的并不多。一旦得到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个神气，马上不同了。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如果上台了，还是本色，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这的确是种难得的修养。下台时，朋友安慰他：“这样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这不一定是真心话。事实上一个普通人并不容易做到安于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诗说：“逢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不喜不愠”，这是很重要的修养。
《庄子·秋水》中有言道：“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得到了荣誉、宠禄不必狂喜狂欢，失去了也不必耿耿于怀，忧愁哀伤。然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甘于寂寞，淡泊明志的。他们被虚名浮利遮住了双眼，凡事都跟着名利走，为达到目的而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唯利是图。故而家庭中兄弟反目、父子成仇，官场上中饱私囊、以权谋私的事例时有发生。
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执着于名利的人，志向终将被磨平;蠢蠢欲动的人，终将难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被名利蒙住双眼的人，一生都会很累。他们总是会在荣与辱之间经历人生的大喜大悲。得到名利的时候，就心情舒畅;失去名利的时候则寝食难安。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只有做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方能心态平和，恬然自得，方能达观进取，笑看人生。人生的起伏跌宕总是在所难免，若是不能做到宠辱不惊，人生则会一片晦暗。
北宋着名政治家、改革家范仲淹一生几经沉浮，始终笑对，是宠辱不惊的典范。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帝的文学侍从。得任此职，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官僚来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当时刘太后执政，范仲淹认为于理不合，于是，上书要求刘太后还政于仁宗，结果被一纸诏书调任河中府通判。三年后，刘太后去世，范仲淹重回京师做右司谏。
没过多久，宋仁宗废后，范仲淹作为谏官，直言上奏，结果被远放江外，去做睦州知州。后因治水有功，再次被调回京师任开封知府。宰相吕夷简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被削去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
后西夏入侵大宋，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在范仲淹的努力下，大宋边境得以安宁。此时的范仲淹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主持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革除了一切军政大权。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被贬居邓州。在这期间，他写下了着名的《岳阳楼记》，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大千世界的滚滚红尘多姿多彩，使得我们无可自拔，一生耽于名利，产生了一大批失意失落的人。执着于名利又怎能不惧不忧，不悲不喜呢?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一生为名利争来争去，毫无意义。“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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