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后，我看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喜欢得不得了，到处向人推荐，最后发展到强迫周围的人看。我说那些搞中国历史的人全都一头钻进故纸堆，没得连根头发都找不见，我还从没见过有人这样谈论中国历史的，我太喜欢了!求求你看看这本书，你不可能不喜欢的。以后，见一本黄仁宇的书，会扑过去疯读一本。购齐读完了大陆版的所有黄仁宇著作，包括他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黄河青山》，算是个“黄迷”了。起先甚至不知道黄老已是九十多岁的老者，一度起了要去美国做“黄大哥”学生的念头。最大的收获，是让在许多时候对“中国历史”总扭头而去的我，重新对中国历史有了巨大的兴趣。我一下从历史当中跳了出来，看见了历史里那么多鲜活鲜活的生命体。我开始学着黄仁宇的方式，看中国历史，谈论中国历史。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4)
现在想，黄仁宇的方式，与房龙是一致的。我后来又翻出房龙的《与世界伟人谈心》(书名起得不太到位)再读，他们无一不是以二十世纪人本主义的态度，去体贴和谈论历史中的人。重要的其实不是文笔，而是角度，是叙事的方式和态度。同样的一次历史之中的事件，如何来表述它，这是主要的，是你自己的，就像余秋雨后来的散文。
一直记得余老师要我们好好读《宽容》，也一直记得自己这惟一的一次没有与他到达一
致。读研究生，其实更多的时候导师也只是指一下路，要靠自己去悟的。导师不会像中学、大学里的老师，会逐篇逐句讲解点什么。因为平时对余老师的话最有感觉，那些能够接受和共鸣的，早已变通和扩张为自己的，就连那些暂时没能跟得上的步子，也一直会留一个清晰的影子在记忆的底版上，随时等待冲洗扩印。很多东西，即使当时没有意识到、感悟到，但他说话时的口气和背景，还有自己的感觉，总会保留在那里，某一天时机一成熟，结果就会自己成像并显现。
没想到他一再提到的要读《宽容》、而自己又不能领悟其中意义这件事，成为了一个结，要等到研究生毕业十几年后才解开。这一解开，又不知是因为积压的岁月太长，还是房龙亲辟的这条学术之路风景实在太怡人，我竟发现，其实长久以来自己喜欢和有感觉的人与书，有许多早就在这条线上了。是再一次的暗合。
总说自己与余老师之间，并没有学术体系上的传承，但是很多时候，我感觉得到师徒间的一拍即合，或者表述上的默契。就像他十几年前就看重房龙，我十几年后喜欢黄仁宇，他们在学术上都是违背传统的史学研究方式的，他们都喜欢以现代人的目光去打量那些死去和消亡的人与事，找一个角度，觅一处入点，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述。他们总是尽量地客观和公正，不轻意作出评判。这一切刚好用“宽容”来定义，再贴切不过了。
而这正是余秋雨一贯坚持的。
那时我却年轻得不能领悟这许多。
我只抓得住那些我感觉到的，那些我的内在也存在着的。因为它们早已潜伏在那里，余老师的点拨，只是激活和惊醒它们，使它们得到了扩张、膨胀。
我看不见那些我没有的，感觉不到那些我暂时没感觉的。
那时全身心仿佛都浸淫在尼采、萨特的哲学气质里，特别能接受和感应到余老师话语及文章当中那些强有力的思辩与句式，它们总是充满着一种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力量，会迅速地激荡你，裹挟你。有时我甚至搞不清他后来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展示出来的舒展、平缓，是早先被我忽略掉的，没能及时感觉到的，还是他自己也历经时间的沉淀确立下来的另一番从容不迫。
文如其人，余老师的形象，其实一直和《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余秋雨更加吻合。
没有课的日子，也能看见他拿个饭盆，穿着牛仔裤，去学院的食堂打饭吃。上戏食堂的餐桌和小圆凳是连体的，好像游乐场里小朋友的旋转马车，每张圆凳上都骑着个大孩子，两条腿舒舒服服搁在前面的支条上，围着大大的餐桌，乖乖地进食。余老师骑在这样的高圆凳上吃饭，身边的有利地形，总被那些表演系、导演系的学生抢去。也难怪，他们听他的课少，边吃饭边讨教，甚至只是以和他一起说说话为荣，这些都是再愉快不过了。
吃饭时遇上，余老师总说马小娟，你又消失有一段日子了，你总像是个游离分子。
印象中，这竟是上戏时代他对我说得最多的话。“马小娟，你是个游离分子”，他的语气和表情，我总看作是理解和容忍。我那时意识不到任何的遗憾。总觉得余秋雨是能够体察一切的，是宽泛的，他不会在乎和反感我的自由散漫的。
总是那样任性。刚听完一堂课，就胆敢上去跟余老师请假，做出可怜的样子说，余老师我有个约会，马上就要去，晚了就来不及了。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愠怒，只是理解地说，你去吧，没关系的。我马上一脸笑容，跑出教室去。
更多的时候，人在校外，终日游荡，连假也请不了，干脆无故缺席。
再次见面，他待我依旧地平和、宽厚，只说，马小娟你是个游离分子。
那时更多的还只是课上的学术交流，我没有勇气向他坦露我身心迷离的另一面。上戏的校院里处处是青春，是爱情，是热烈，而我不知怎么搞的，总也爱不起来。没有爱情，没有男朋友，我呆不住，总想逃开。我像个可怜虫。余老师的课，总是对我有无限的吸引力，还有上戏实验剧场里常有的艺术活动，会让我充实好几天。但更多的时候我不高兴。不高兴就要想法让自己高兴，就要出去游荡。
他从没有批评过我，说得最重的也就是个“游离分子”。偏偏年少张狂的我，还觉得这是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包容。
他有过一次不悦，非常明显，叫我感觉到了，印象也就一直存在。
在上戏戏文系的小洋楼里，余老师招集我们全体研究生谈话，是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关于我们两年来的学习总结、个人发展。我坐在那儿，忘了正被自己一时的什么念头激动着，手舞足蹈，哇啦啦大放厥词，完全没有在意余老师的开场白。我的声音远远地盖过了他，却浑然不觉。场子里突然寂静下来，我才意识到余老师正停在那儿，等我把话说完。他的样子，我看出了不高兴。我对自己懊恼透了，情绪一下就塌了下来。
观摩，逃学，听余秋雨的课(5)
就在那次，他又提到了要我们有“创造意识”，他迫切地希望我们行动起来，不能真的总是像块海绵那样在吸水，只进不出，到了该喷放出来的时候了。他要我们动起来，要写，要把信息量发送出去，要让上海的文化界全国的文化界看得见我们的存在。他甚至说他可以去给我们推荐我们的学术成果，帮我们找学术刊物发表我们的论文。不管写了什么，都可以给他。
他的表情很殷切，有些严重。我因为刚刚犯了一个自己也不能原谅的错误，情绪低落，就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冲着自己来的，都是对自己的不满意。两年了，我除了在《上海戏剧》上发过两篇短短的小文章，什么也没写。可是研究生面试时，我在他面前曾那样地雄心满怀，信誓旦旦，一副将要在戏剧领域大干一番的架势。我简直就像是个骗子，混入了上戏，还骗取了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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