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编一个中国版的《最后一班地铁》或《最后一班轮渡》。一对恋人(余秋雨和马兰?)没能赶上夜晚最后一班地铁或轮渡，他们不得不在万人空“楼”的浦东度过一夜。夜幕降临，那些白天隐藏起来的生物一个个出来了，光是它们的影子就得有半座楼那么高。这对恋人在这些巨影的包围中慌不择路，小得像大拇指那样随时就要被吞没。而江的对岸，刚好灯火通明，城市夜生活进入高潮。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
不见了上海人的浦东，又森严、清冷得吓人了。
有没有一种办法，既享受上海这座城市的氛围、风情，又不为它琐屑的人情世故消耗你的热情与信念?
从“上海人”到“新新人类”(3)
就又想到了余秋雨。一年里他总有些日子停留在这个城市，居住在城市的上空，写作，父母家人，朋友，学生，他把什么都占了。
总是这样，他在前面，就像一个榜样，一面镜子。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1)
听余秋雨讲课和说话，最喜欢的还是他从不忽略当代，他喜欢关注当代。
直到现在，也经常在他的文章里看到他提起的某部影片某位西方作家的作品，正好就是我刚看或正在看的，心里马上多出几份认同。按说像他这么一位当代名人，多少会有点装饰掩映自我，但他不，他不回避自己也爱看电视，也看流行的畅销书，也知道影视明星，也议论许多男人女人爱议论的话题。他甚至也爱用三毛的歌词，那盘由齐豫演唱三毛作词的磁带
，是上戏时代被我来来回回听得要变调的。
那时，老师和学生，也总是看一样的戏，一样的电影，参与一样的艺术活动。刚刚才看过的作品，马上就会在他的课堂上得到交流，他总是很快地把自己的思考过程和结果传输给我们，又总有全新的发现和诠释，让我总能从中学习到思考问题和表达观点的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在学术和思考中，他的姿态是平易、平和的，但经由他那里出来的又都是不同寻常、不同凡响的。我从未见他反对过任何人的观点，也从未见他重复过任何人，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骄傲。是我喜欢和欣赏的。
那时，我们全院师生每周要去南京路某条小巷的电影资料馆看两部电影，许多国外的优秀影片在那个时候得以见识到，真是一段好时光。就像我现在每周四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从方庄赶去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看电影，仿佛期待了一个星期的一场盛宴，心甘情愿被电影的梦境所迷惑。这也算是那时养下的毛病。
当时我们的票都是从系里发下来的，老师和学生一人一张，谁的也少不了。每至那一天下午，全校师生倾巢而出，于是从上戏到静安寺去的那一条马路上，就会稀稀拉拉走过一拨一拨俊男美女，大摇大摆的，自我感觉全都好得不得了，引得周围人群一阵眼亮。
像我这样的次美女，一般都喜欢抄近道，穿过一个又一个的石库门，去坐公共汽车。
静安寺的一带有许多的石库门老房子。
在学院不远处还有一家老虎灶，每次学校锅炉出问题，我们就拎着水壶去老虎灶打水，五分钱一壶。还有那条街上临街人家开的小店，不知赚去我们多少零嘴钱。
那时我也搞不懂自己穿过的那些老房子就叫石库门，以为就是上海人嘴里的弄堂。
石库门里一条条的小短街总是干净的，每家的窗口都伸出长长的横跨小街上空的晒衣杆，天晴的日子总是晾满了衣服，有人把它们称作万国旗。人家的门都小小窄窄，边上晾着刷得一丝味儿都没有的马桶。一些老年人坐在自家门口，看着我们过去，有时会听到“小姑娘哪呢”的议论声，好像是在肯定和夸奖我们的穿着与相貌，他们并不反对我们这样的小姑娘从自家门口走过。
再去上海都找不太到石库门老房子，拆得已经差不多。只有香港人想得到那样的好主意，把一片石库门老房子拆了，又按原样图纸、砖块号码重砌，既保住了石库门特色，又不影响里面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条件。
那就是现在上海人又引以为傲的新去处——新天地。
后来我去上海拍旅游片，还一脸严肃到即将拆除的石库门老房子里打探老上海的历史，顺带也反应一下民声。
多数上海人住石库门住出了感情。
一个十几年前固有印象中的上海，与一个变化中的上海，开始同时出现在我这个上海的过客的感觉当中。
忍不住地就想多说说静安寺，毕竟那是最靠近上戏的一处老地方。静安寺的中心在我记忆中呈现出一个很开阔的十字路口，鲜有外地游人在这一带转悠，我还记得远远地与迎面走过来的余秋雨或别的老师们互相招呼时的情形。还有别人指着一座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旧式建筑告诉我，这就是上海滩有名的百乐门。我会一下想起那些人影绰绰的夜上海风情，想起白先勇的金大班，还有三四十年代赵丹白杨他们的电影画面。
那时我们老是在这一带出没，晚上肚子饿了会走过来，坐在油灯下吃鸭血粉丝。白天的街面上时不时飘起一阵臭豆腐的味儿，还有糖炒栗子的甜腻。
在静安寺的大街上，我和本科的小女生被街面上一位优雅的上海女人吸引，她身上的那套衣服出众得让我们眼馋。一阵互相鼓励后，马上追上去，问人家这衣服是在哪买的。上海女人就那么淡淡看我们一眼，淡淡回了一句“法国带回来咯”。
经常走过一段黄色、肃穆的围墙，幽幽静静，知道里面就是静安寺。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可能因为心理上的距离，那时只觉得它离市面有老大的一段路程，在街的深处。再去上海，出租车开到静安寺，街中心出现一片黄色，十分突兀。司机说那就是静安寺。我差不多要怀疑自己记错了地方。
每周不少的观摩，也从静安寺出发。往往在那个特定的午后，一辆公交车上拉了一半的上戏学生。表演系的总不安分，亮着上海人怎么也嘣不出来的标准普通话，自我感觉总那么好得一塌糊涂。印象中上海人对操标准普通话和长得高大、漂亮的人倒都是客气敬畏的。
好玩的是，那时一些追赶时髦的上海市民到时也定会拥挤在南京路小巷的那家影院门口，等着购买高价票。我猜想他们或许把观摩外国电影，也当作学习西方生活方式的途径了。这是上海人积极向上、务实的表现。北京人不会这样，北京人会把自己搞成有文化有品位的样子，是另一种氛围。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2)
我们也经常把多出来的票出高价卖给上海人，挣点零花钱。记得有次在校园里，余老师追着我问马小娟你还有没有多余的票子，系里以为我今天不来了，不知道把我的票发给谁了。我遗憾地告诉他，我手上也没有富裕票。看他着急和遗憾的样子，我也不能说我不看了让给他看。想到他的那套票又不知叫什么人拿去卖高价了，害他今天老远地从龙华赶来，却有可能要扫兴而返了，心里免不了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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