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城市又因此而太沉稳、太骄傲，以至让人疏于作更大的改变与创造。叛逆是可以的，但叛逆的前提是曾经领略过那些被摈弃的，如果从未曾领略，从未曾到达，一眼就能看得出，那叛逆是如此无知。
大上海真是一个大染缸，她让我们只来得及接受她的熏染，掌握她的要领。她把文明的琐屑一点一点灌输给我们，消解了我们身上另一股冲动与挣脱的原始本能。这个阴柔的、高度女性化的城市，还真有点以柔克刚的软功夫，把我们改造得举止得体，荣辱不惊。我们浸润在这样的城市气氛里，失去了一部分血气。我们的思想也开始像身体外观一样，被束约在一架文明人得体的华车上，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战车。
无论如何，对于缺少强有力的行动能力的人们，上海只能是一个阶段，一个过渡，不可长久地沉溺。她太过“大气”，“高高在上”，让我们忘了还有进取、创造一说。
只有那个坐在对面的我们的导师余秋雨，他的语气和态势，并不像一个一般的上海人。他总是在用一些十分“男性化”的词和句子煽动我们，好像要用它们作鞭子抽赶我们快点上路，快点撒开蹄子跑起来。
现在想，离开我们，他会在书房里再把那样的话对自己说上好几遍。那时他已无意一生湮埋在书斋中，他在戏剧专业里已独领风骚，功成名就，但它们不足以展现和承当他所有的才华与思考，他正在寻找更好的突破自己的方式。他正把自己的犹豫和不太确定的选择，坦诚地传输给他的研究生们。
他从不赞成我们“仅仅是谦恭地吸纳、勤快地抄录、广泛地翻阅”，在他眼里，那“并不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学习态势”。他总在鼓动我们去“创造”——
“离开了创造，就不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在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文化信息日益密集的今天，写几篇论文，甚至出几本专著，都远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亦即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向社会提供确实属于自身创造的财富。”
“我们的智力水平和知识贮备，不是自炫的装饰，而只是投入创造的资本。”
“一个大学本科的毕业生考上了研究生，不应仅仅看成是一种学习过程的顺向延续，而应该准备经历一个心态上的重大转移。社会既然已经郑重地赋予你以文化创造者的使命，那么，不要胆怯，不要畏难，赶快把自己创造成一个创造者。”
“当你真正深入地投身创造，你会感到，人类的活力、文化的光华，正在向你汇聚，你的生命也就因此而获得了高扬。”
那些充满激情、饱含一种迫不及待的行动态势的话语，曾经是那三年里他不断地、反复地向我们渲染和灌输的。
那也正是他自己“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的前夕，也是他走出上海走向全国的起始。
我们曾经经由他的身旁。我们被导引，并得到暗示。但毫无知觉。
十几年之后，他远远地扔下了我们，走得越来越远，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总说他不带我们玩儿了。
年少时，看多了毫无才气却削尖了脑袋要出人头地的人，那样的委琐和轻卑。
从来就不屑与那样的人为伍，所以要做出恃才傲物、无为而为的姿态。有一天却突然发现，没有以数量堆积的“东西”摆在那儿，有才与无才，其实不过换个说法而已。
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把自己的信息量发送到哪儿去。纵有万丈创造的豪情，终是流于鸡零狗碎，与一名文化创造者相去甚远。
总是从别人的惊讶里，读出疑问，有时是惋惜。那些表情提醒我我不是个好的学生，不是他们认为的余秋雨的学生的样子。
于是傲慢占据我，我会在陌生人面前假装不认识余秋雨，和余秋雨没有任何联系。
芒索的真诚与坦荡，开始让我羞愧。我也开始要打量打量自己真诚的力量和勇气。
做余秋雨的学生是我的幸运，十几年来成为可以谈话和关心的朋友，更是我的骄傲，别的那些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知道有无数的年轻人喜欢他，追崇他。
我还知道一些人不喜欢他，误解他。
更知道少数人在嫉恨他，中伤他。
十几年里，我们一直在交流，除了读他的文章，我更直接从他那里学到和得到我想要的，我比一般的读者离他更近，这是真实的存在。回避不仅不自然，而且不忠厚。
他的名气大得让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3)
一切仰慕和误读，都让我有描述一个更真实的余秋雨的冲动和决心。
有一天，我说，我在外面读到和听到一些有关你的文字，我觉得他们并不了解你，不熟悉你，无论维护还是不赞同，都没说到点上，还有好些男人间的勾心斗角，讨厌死了。我来写一本书好不好，写我眼里的余秋雨，一个《文化苦旅》之外的余秋雨，一个日常生活里的余秋雨。
人们需要和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余秋雨，年轻的读者将会从我们师生的往来与友谊当中，感受到一个可亲的率直的余秋雨。
结果几年都过去了，我的书还没有写出来。
我总在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其实写的冲动一直都在。就像所有关于他的热点，从不休止。好些情形，好些句子，自己会跑出来。感觉无时不在。甚至不需要准备。
但有件事情一直没法跟自己讲清楚。
书写一位影响过自己成长走向的名流，会不会有哗众取宠、媚俗讨巧之嫌?我讨厌这样。我不想我们之间的关系蒙上那些模糊和不纯净的投影。
直到重读米歇尔·芒索的《闺中女友》。
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1)
成为余秋雨的学生，肯定不是我撞上的。
多亏那次失意。人在穷途末路之时就想要远走他乡，17年前我决定离开南京大学的教职岗位时，像不少人那样，选择了报考研究生。这是一条轻松得多的捷径：不需要走关系，不需要办调动，不需要去求人，只需参加考试。
我站在南大图书馆书架前，不停地自问：我考什么?我考什么呢?
这有点可笑。读了四年大学中文，一直没能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搞”什么。这在治学严谨的南大，是不可原谅的。个别老师和同学认定我有点才华，但没有人认为我是个好学生。毕业时我被模模糊糊分来分去，最后定在写作教研室，给学生讲写作课，可我却躲在心里反抗：写作是教出来的吗!我大概也不是个好教师。
那是选择的开始，太过学究和专一的研究领域，会要我的命，我一直都在拒绝。一辈子躲在书房里专攻一段或一人的生涯，淹没在别人的生命与世界里，定会叫我了无生趣。我开始往四处发信，骚扰我的一些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我一个劲地打听：你们那儿有没有那种泛学科的、不那么确定研究方向的“专业”?也许正好有那么一位老先生，一时“想不开”，愿意招三两个我这样的人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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