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还是余老师告诉我马兰的手机号的。
第一次打马兰手机在他们的《秋千架》来北京演出时，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余老师要戏票，他让我确定最后要几张，在五点前给马兰手机回电话。结果我纠了一帮余秋雨和马兰的崇拜者，最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打马兰手机，总打到一个陌生男人那里，第一次听说要找马兰，那边还挺兴奋：“马兰?唱黄梅戏的那个马兰吗?”第二次打过去，那边还在笑，说真遗憾你又打错了。再打，就不好玩了，那边开始显出不耐烦。我眼珠子瞪得要出血，咬牙切齿一下一下按那几个数字，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也急了，再不跟我客气。怎么搞的，这明明是余老师亲口告诉我的号，怎么能有错。所有人都一口咬定错肯定出在我这里。我领着一帮人在街上像没头的苍蝇一阵乱转，最后才想起来直接冲到长安剧场。终于一进了前厅，就看到被人群包围住的余秋雨。一下午的折腾这才宣告结束。余老师告诉我票都替我留着呢。
演出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他和马兰也在找我，也找不到。怎么搞的这个马小娟，说好要回电话的，连点儿音讯都没了。最后没办法，只好估摸着留了几张票。更可气的，原来一向没什么数字概念的我，把马兰手机号里的“6”和“9”给记反了。
有时会突然接到余老师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于是想，哦，他现在在深圳。马上想到他居住的那一片环境，开阔的草地，一些热带雨林才有的植物，真好。也许有一天他又会在北京为自己购置一个写作的空间，他说过那必须要傍水而居，他缺不了水的。
1999年,边看边写(1)
1999年的8月28日，余秋雨在中央电视台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总结作点评，被到处找他的香港凤凰卫视发现了下落，台长王纪言直接找到他，请他做“千禧之旅”的特邀嘉宾。因此，在千年之交的最后四个月里，余秋雨与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一路对中东到南亚十几个国家的历史与文明进行了考察。许多人通过凤凰卫视见到他们的风采，更多的人后来读到了余秋雨此行的笔记《千年一叹》。他自己说，那部笔记“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递出去
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他还说“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那时，我正在《中国博物馆》剧组里上下折腾，每天和川流不息的分撰稿、编导、各路专家等等人交流，“磨合”(一个令我厌烦得要吐的词)。
一方面，我们的总体构想和先期出来的几集创作细纲，那么快就得到了深圳文化界的肯定和支持，让我由衷地感受到深圳人民的年轻和拥有希望;
另一方面，在北京，怀疑，消解，争吵，一直不断，历史观、艺术观的不一致险些要引得人面不和了。
一方是深陷其中的、纠缠于考证的细枝末节;一方是坚守在二十世纪最后时段、非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述历史的发言。一方是骸骨的陈列，史料言之凿凿;一方是贴近了打量，从不肯妄下结论。结果就是无休无止地开会。
当我一听到余秋雨的出行，立刻用我的语言表示了对他的最高赞赏和欢呼。我说他妈的，我敢肯定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文人敢走这一趟，离开了书斋，离开了史料，离开了已有的实证，只带着一双自己的眼睛，一张自己的嘴巴，很多人会根本放不出一个屁来。
这是真的，我对几个月后“千禧之旅”归来的余秋雨说，哎呀我现在太能理解为什么有人那么不喜欢你了，因为你把整个的书斋都给颠覆了，把中国文人习惯和固守的生存模式给颠覆了。我现在太能真切体会那种恼火和自卫了。
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余秋雨的姿势——行走当中》。
那时余秋雨在亚洲腹地走，我在中国的版图里面走。总是背着一只行囊，走在城市和乡间的那些路途中。后来的统计说，100个博物馆的摄制，意味着我们完成了行程37万多公里的外景拍摄，2060分钟的电视长度。空间与时间，都是前所未有的。
100个博物馆，作为总撰稿之一的我有幸跑了62个。
最好玩的是，许多地方也都曾是我的老师余秋雨走过的地方，是他对那里的人文、历史留下过感悟与思考的地方。而我这个学生，简直就是在循着他的足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追随而来。
更好玩的，许多被他文章写到过的地方，当地都会把他文章里的话当作重要资料、语录，大大地向外来者介绍和宣传自己，充满了骄傲和自豪。这总让我感动和动情，我们见惯了各类官员在中国大地留下的深深浅浅的题字与行迹，那是常常要被当地拿来作为自炫的资本的，而余秋雨，一位步出书斋独自游历于中国大地的学者、文人，以他独树一帜的散文赢得了如此推崇，让任何一个进入过他视野的地区对他感念不尽，也让我这个学生忍不住要发些感慨。
我去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博物馆的资料汇编里，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被放在首篇，当地政协主席书写的前言里说，“感谢秋雨先生和我们的广大作者，以其优美深邃而又精湛坚实的文笔，打开了一条连接昨天的时空隧道，将已逝去的岁月风云豁然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在平遥，当地人恨不能把余秋雨当作再生父母，博物馆里处处抄录着余秋雨《抱愧山西》里的段落。就如他自己也在《千年一叹》里说的，“当地的各种人士，从官员到一般市民，见面总感谢我的那篇文章对晋中旅游事业的推动”，他更真诚地说，“其实真正要道声感谢的是我，感谢这块土地为我提供了考察的机会、写作的契机”;
到丽江，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博物馆馆长说，余秋雨是我朋友;
去敦煌，有《道士塔》，有《莫高窟》，有《沙原隐泉》;
去四川，有《都江堰》，有《三峡》;
去湘赣，有《洞庭一角》《庐山》《青云谱随想》;
去江浙，更是有《白发苏州》《江南小镇》《风雨天一阁》《夜航船》《吴江船》;
最好玩去他的家乡浙江，去余姚，那里有南宋官窑博物馆，有天一阁藏书楼，有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我一直在傻乎乎给同座念《上林湖》，完全顾不得边上人怪异的目光;
搞西安碑林博物馆，找不到感觉，偏偏又有一篇洋洋洒洒的《笔墨祭》可以拿来读;
甚至去香港澳门，写台湾那集，搞到的资料也还是少不了余秋雨的文章。
以至于我这个学生走到任何一处地方，都会发出一阵骄傲，既骄傲自己的老师来过，也骄傲自己的终于到达。那些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众多充满人文特质的点点滴滴，余秋雨用自己的足迹一处一处地访问过来，而他的思考与写作，又像是一条串连珍珠的长线，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穿在了一起。我认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是他用个人的行动、个人的才情，在独自整理、整合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走向与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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