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声明指出：由于这种大规模炒作，《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未售先热，发行量巨大，登上香港《亚洲周刊》畅销排行榜，金文明和出版社都在顷刻之间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这显然利用了“凡是余秋雨先生的读者都会买这本书”的市场心理判断。但是广大读者买到的这本书，与他们被媒体炒作误导的预期心理完全不符，因为如果真要指出“一百多个差错”，几页纸已经足够，而金文明硬是撑足了厚厚的二十二万字，主要内容是一大堆到处摘抄、东拉西扯的枯燥文字。这对广大读者的消费权益，构成了明显的侵害。
在这里，无论是退休老教师的文章，还是“中文在线”的声明，都涉及到了一个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文化创造者和消费者的问题。我们正处在文化机制市场化运作的初始阶段，许多问题到来前与出现后，国家相应部门就应该制定出跟得上市场发展需要的相关法律，保护文化建设，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创造一个安全和安心的文化创造与消费环境。有了一个好的环境，创造者与消费者的心情都是好的，都不必像现在这样，不上路子的事情一经发生，大家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说我我说你上，众说纷纭的，说得清说不清，都平添了阵阵恶心与不悦。
与“××”共舞(5)
文化环境的种种欠缺，已导致许多优秀人才出走，导致优秀文化的创造力大量流失，这是国家、民族以及城市和地区的损失。
我不知道余老师和马兰那么热衷地在北京选择一所居处，是不是也有对于上海文化环境的失望。希望首善北京，可以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宽松的环境，提供他们一个身心愉快的创造空间。
21世纪的北京，毕竟与十几年前的八十年代不一样了，许多优秀人才已开始选择北京作为事业的发展基地，留住他们，也就留住了这座城市大量古遗迹之外更加鲜活的文化成份与分量，留住了城市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巨大创造力。
作为北京人，我想要热烈欢迎余秋雨老师和马兰作我们当中的一分子，并祝他们在我们的身边生活好、事业好、心情更好。
2003年11月28日
于方庄旧家
余秋雨文
有人敲门(1)
一
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个下午，我浑身疲惫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门口地上，摸出钥匙刚要开门，脑后传来隔壁苏北老太响亮的声音：“回来啦?刚刚有两个传呼电话，叫你的!”
我谢过她，进门，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来了，真累。管它什么传呼电话，先让我憩一会儿。
看到床下有几个西瓜，我知道，这是爸爸踩着脚踏车驮来的。他掌握着所有子女家的钥匙，这是他的一大乐趣。爸爸那么大的年岁，把西瓜驮到这里已不容易，还要一个个从楼下搬上来，真不知多么劳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没有看望老人了。
轻轻的敲门声。
一听就知道是对门的宁波老太。她从苏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来了，但必定要等到苏北老太进屋关门后才出来，因为她是苏北老太设想中的勾引苏北老汉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见面。
我开门，宁波老太塞过来两张字条，说：“传呼电话的单子我替你收下了，一连两张。”她的声音很轻，与苏北老太完全相反，明显的弱势。
我连忙还给她替我代付的传呼费，边道谢，边看那两张单子，上面都写着同一句话：“下午立即来系办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这就是说现在必须走。应该先打一个传呼电话过去问问什么事，但到传呼电话站一看，有七、八个人排队，都是等着打电话的。我摇摇头，赶紧去挤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与往常一样挤，车站上专门有两个身强力壮的退休工人，负责把最后几个乘客推塞进车门。推塞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力气把吊挂在车门口的那几个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压进车门，像在压制一方最密实的大肉饼。
我听到车门已在我背后“砰”地一声关上，于是前面刚才还在往前挤的诸多肉体一下子弹了回来，全部压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艰难地扭过头，从前面一个胖子的背脊窝里腾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二
这次外出，又是考察傩戏，为了洗去笼罩我心头的学术羞耻感。
照理，那个时候我不应该产生学术羞耻感。由于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强力推荐，我在从未做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已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国家文化部系统内最年轻的所谓“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明明四十岁了还被一再排列为“最年轻”，而且全国报纸也纷纷这么报道，可见大家自动把在灾难中耗费的岁月删除了。这很有讽刺意义，但更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就是：正当我的那些学术著作给我带来种种荣誉的时候，它们的重大缺漏也已经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为《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作者，怎么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态的演剧方式傩戏、傩舞还在现今中国很多边远贫困地区保留着呢?傩人已老，余留不多，我只能风餐露宿地加紧寻访。寻访过程中我发现，这正是当代西方格尔道夫斯基、彼得·布鲁克、理查·谢克纳、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开拓的“戏剧人类学”、“人类表演学”的天地，而我对这个理论天地还相当陌生。
我还自以为补足了世界和中国的戏剧史论，怎料这些史论转眼就显得那么传统和狭窄!我还能被人称之为“最年轻”的什么什么吗，居然年轻得那么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贵池山区的刘村观看农民的驱煞春傩，演至半夜，那些参加演出的农民要吃“腰台”，相当于平常所说的宵夜。但与宵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个仪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当作了“腰”。“腰台”是几锅肥肉，一筐馒头，两坛烈酒，演出者们卸下面具，吃将起来。我也挤在中间吃了几口，发觉演出者们刚刚卸下的面具已被其他青年农民戴上，在田埂间飘然远去。周围的人告诉我，吃过“腰台”后，有一段时间是人人参演，整个村庄、田埂都是舞台。我一听兴起，也抓起一个面具追随而去，与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驱煞，在村内挨户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谁。
当第一声鸡鸣响起，我才想到必须去赶早班江轮。江轮码头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这晨光未露的荒野间遇到什么，便手握一枚尖石，准备随时自卫。走到半道上还真遇到了一个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见时，我哼曲，他咳嗽，都为壮胆，等擦肩而过，才一起回头，对视一笑。
到了码头，人山人海，买票上船后并无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板边找到了几个箩筐外面的一个空角，把脚伸在船舷外面能够勉强“危坐”。已经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但此时看着江水头脑还是非常清醒。我觉得，除了傩戏的材料需要补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个学术研究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了。那彻夜的傩仪，那朴拙的锣鼓，包括身后这拥挤的人潮，为什么离书斋著述那么遥远?书斋著述可以修补文化的短缺，但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永远地旁征博引、精微推断吗?书本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钻在书本里，那么，又该将这苦难而神圣的大地置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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