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是我们的学生受了欺侮，尽管欺侮他们的人群与当地政府有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如果听命于当地政府，那学生们就真的是求告无门了。因此我和同事们决定，以最亲切的慰问仪式，到码头上迎回学生。那些缠满绷带拄着拐杖的学生本来是准备接受处分的，看到这番情景，热泪盈眶。
从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学院的几个领导人只要出现在学生聚集的场合，总会听到一片欢呼声。
这些事情，都牵涉到一系列观念的转变。我们自己的青春，已经在一系列陈腐的观念下牺牲殆尽，因此，当我们稍稍拥有一点权力的时候，最知道要为观念的转变作出示范。时不我待，若不采取响亮的行动，一切都会来不及。
二
记得在我担任院长之前，社会上还曾掀起一个左倾的小运动，一些文革时期的大批判专家又在报刊上点名批判一个个作家和一部部作品了。与此相呼应，不知哪个部门又严厉地管束起年轻一代的服装、发式来，例如规定男学生不准留胡子，女学生不准留长发，说胡子和长发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学校还请来了理发师，要强行剃剪。但是文革毕竟已经结束，大家不愿俯首帖耳了，我的一位女同学在南京任教，居然领着一些不愿剃胡子的男学生举着胡子茂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校内游行，以示抗议，上级倒也是无可奈何。
上海的话题主要是集中在牛仔服上，一度居然有那么多官员和文人坚信学生穿牛仔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事件，强烈呼吁予以严禁。翻开报纸，一篇又一篇杂文、小品文、随感录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牛仔服，那种冷嘲热讽实在叹为观止。有的说美国牛仔有大量犯罪记录，抢掠淫荡近似日本侵略军;有的说牛仔服直接标志着“跨掉的一代”，中国青年穿上了，证明杜勒斯“和平演变”阴谋正在实现;有的杂文家更是异想天开，说过去美国人把中国劳工说成是“猪仔”，现在又让中国青年当“牛仔”，今后一定还会有“羊仔”、“驴仔”和“狼仔”;有的杂文家则独辟蹊径，说美国人自称“约翰牛”，把中国青年当牛仔其实是想“讨便宜”，用一堆劳动布换取了长辈的身份;也有杂文家比较抒情，提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巧妙的口号：“喇叭裤吹不响中国人民新长征的进军号角……”
就从这时候起，我对中国当代自称继承了“鲁迅遗风”的很多杂文家，再也不敢盲目恭维。他们中不少人，其实还是过去的大批判专家，只不过在腔调和形态上作了一点装扮罢了。
这些大批判专家的共同结论是要大家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服装传统，但他们又明确反对舞剧《丝路花雨》所传达的唐代服饰的“妖冶”，因此只捍卫“中山装”。他们所说的“中山装”又不是孙中山穿的有很多纽扣的那一种，其实在我看来还是在捍卫“文革衣冠”。
这种大批判发展到后来连西装也否定了，认为中国人流行西装是崇洋媚外的“西崽相”。“为什么不能让欧美人士穿一穿孔子、屈原的服装?”这是他们最得意的爱国主义语言。
幸好后来从可敬可爱的胡耀邦先生开始，多数中央领导人出场也穿了西装，那些大批判专家才一时语塞。但是，中央领导人没有穿牛仔服，大批判专家们依然对牛仔服恶语滔滔。我当时还不大了解牛仔服，但太了解大批判专家的惯常做法，又坚信时代已经变了，便到静安寺的一家百货公司买了一套穿上，再动员学院内几个年轻一点的教授一齐穿上牛仔裤在校园里大摇大摆，人称“牛仔教授”。当时教授人数少、威信高，那些大批判专家也奈何不得。
我能听到(2)
这样的事，等到我担任院长，就不必做了。既然掌了一点权，就用不着采取抗议形态，只须在行政行为中表明取舍爱憎就行。
例如有一次在院长办公会议上，一个干部说到舞台美术系某青年女教师行为不端，居然在学生宿舍里与男友拥抱接吻，被一个学生在钥匙孔里看到，这就为学生做了反面示范，应该批评。
我对大学里某些干部喜欢查缉年轻人恋爱的嗜好最为反感，认为这种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变态窥视心理最容易扭曲校园里正常的青春气韵，因此除非不让我听到，只要听到，我总会抓住不放，予以呵斥。这次我又一次抓住了，而且与往常一样问明了真相，然后在办公会议上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在校园里引起很大的反响。
我说：“女教师谈恋爱，天经地义。我作为院长无法分配给她一间单独的宿舍，耻辱在我，而不在她。对于那个在钥匙孔里偷看人家的拥抱接吻并来汇报的学生，应该给予口头警告处分，责令今后不准重犯。如果重犯，必定严加惩罚。哪个教师或干部如果唆使学生去偷窥别人隐秘，也将受到处分。请把我的这段话，传达到全院所有的中层干部。”
三
这一系列做法终于被一些学生误解了，他们以为我总会偏袒他们的一切调皮捣蛋行为，于是，活跃了的校园渐生邪恶，而且传染速度很快。
这便是我一直担心着的一个悖论。
“又打群架了!”学生处负责人向我报告。这个“又”字，使我回想到浙江小岛。
这次的事情发生在女生宿舍。一间宿舍里住了六个表演系的北方女学生，五个已经有了男友，谈笑不离恋情，一个没有，无法参与谈笑，却与带班老师有过几次长谈。五个女生怀疑她去“告密”，联想到我反对学生窥探他人隐私向老师报告的往事，以为可以不必麻烦院长，应该由她们来惩罚，便把拳头伸向了那位无辜的女生。
五人一旦出手，也就变成了一场显示拳脚功夫的比赛，结果，那位被打的女生被送到华东医院，医生一看那累累伤痕便惊叫起来。
我一听就愤怒极了。毫无理由地五个打一个，而且出手如此凶狠!当事情越出了人道的边界，我怎能宽容?
更何况，她们才入学不久，而我们学院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性，第一年本属试读。表演系主任看出了我内心的决断，不断求我网开一面，只作违犯纪律处理，“记大过”、“留校察看”都可以，却不要……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只要不开除，怎么都行。理由是，他们都还年轻，不要影响她们一生。
我摇头。从事艺术的人竟泯灭天良，恣意伤害，这个风气不予阻止，整个学院在人文层面上将不可收拾。我们走过无力抵抗伤害的漫长岁月，现在要以行动证明，这个岁月已经结束。
我与学院的其他领导人反复商量，一致同意：五个打人女生全部开除。考虑到表演系提出的“不要影响她们一生”的请求，我们又规定，开除的处分不记入档案。
开除这五个女生之后，我专向全校学生作了一次报告，主要不是说学校纪律，而是论述艺术和人道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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