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她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坝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禁止)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坝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纔如沈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的，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
海牙的老人
埃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但最后，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我们中国人太知道，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迭，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
巴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因此，铁栅栏外的参观，其实只是远眺。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找到了第一层正门，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总觉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说：『干脆，神态凝重一点，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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