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
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 “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撑持这个家庭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余秋雨《借我一生》
叔叔走了(一)
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祖母说，胃疼。当然全是谎话，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学院里，吃饭的时候去食堂。“文革”时期中国没有太大的灾荒，学院的食堂里供应还算可以，学生每天花费四五角钱也吃得不错了。但是，我的极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这个极限，要装成与其他同学差不多，这真是难死了。
为什么要装?因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学就会立即判断我爸爸被打倒了，紧接着一定是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抄家、联合批斗。学院的造反派在行为方式上更凶狠，一旦上门，我的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妈妈，受得了吗?
想来想去，不如争取主动，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单位走一趟。同时也让那里的造反派看一看，一个被打倒对象的身后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个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点是笑容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就会头晕。
我坐下后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脑后墙上贴着“风雷激”三个字，是领袖手写体，怀疑是他们这个造反队的名字。
当时社会上造反队虽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这“风雷激”就满街都是。只有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队，叫“独立寒秋”，虽也出于领袖诗词，却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这个名字很难与别的词汇搭配，“独立寒秋战斗队”?“独立寒秋造反兵团”?一出现“队”和“团”，就伤了“独”的味道，于是他最后改定“独立寒秋司令部”，雄壮得一派凄凉。这“风雷激”就不一样了，一见就仿佛能听到喊声喧天。
瘦个子青年见我注意这三个字，似乎感觉到我在询问他们的组织所属，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说：“我们是工总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荡，把别在上面的一个红袖章晃到了我们眼前。其实这袖章在街上也见得到，上印一排正宋体红字，文曰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间印三个手写体大字 ：“造反队”，下缘用黑墨水笔潦草地涂着一个号码。
“工总司”的司令是王洪文，当时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变，谁也想不到他后来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副主席，最后又判了无期徒刑。王洪文后面还有一大串当时在上海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陈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龙等等，现在记不全了。我相信眼前这个瘦个子青年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当时这个“工总司”在上海管辖的造反队员已有几十万人，有时还号称几百万人，权大势广，其中任何一个小司令出来都是保镖重重，他，还远没有到可以接近他们的时候。你看这个屋子就很冷清，与我们谈话的，除了他，只有一个毫无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为能见到那个用“语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却没有。
“你们属于什么司?”他问。显然是想拉近关系以便谈话。
这一个“司”字，现在听起来容易误会成“司长”、“局长”里那个字的含义，其实在当时特指造反司令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系统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管哪个系统，与“司”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被打倒对象”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红教司”、“上教司”成员了，一个个挂着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工总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这个瘦个子青年那样，那就得让开一点，他没准要用一些动作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才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属于什么司”，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们是批斗对象。”
“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批斗，只要他们划清界限就行!”他说着朝我一笑：“你们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实不高!”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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