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部分同班同学，却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
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处打听，最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点，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处树阴下等着，自己则与另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头在校园里找我。
当时的校园，更混乱了。
“革命”没有带来一丝一毫期待中的昂扬气氛，无序的结果只能是无聊和无耻。此刻整个学校由谁在掌权已经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弥漫着一种既残酷又低劣的嬉闹。
前些天传来一个笑话，说表演系一个姓彭的学生拿着道具枪去恐吓古典文学教师陈汝衡老先生，声言革委会已作出枪毙判决，由他来执行。陈汝衡先生哪里能够辨别枪的真假，被那个学生逼到墙角后，突然转身跪下祈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讲述这个笑话的是戏剧文学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笑骂道：“这个老家伙，临死求告还押韵!”
这几句说辞，几乎是中国传统故事中一切不幸男儿的委屈之声、血泪之言。我从那个青年教师的笑骂中快速逃开，暗自擦泪。
记得唐乃祥同学终于找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娘来了”，说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说辞。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不要为了迎我朝这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是早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
月领取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们还革命?他比中央还革命?”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让他站在大字报前面，不断说自己是讽刺。
我反对造反派的一切示众行为，但对这件事，心情有一点复杂。因为万一这位先生近乎疯狂的投机心理得逞，我们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余秋雨《借我一生》
叔叔走了(三)
妈妈总算没有迎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宿舍对门的竹篱下。她不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连头顶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们学院的这个高音喇叭是有名的，天天口号震天，闹得附近华东医院的住院病人纷纷逃离，闹得整个静安寺地区很不“静安”，何况它现在正悬在我妈妈的头顶。
妈妈畏缩地站在竹篱前满脸愁苦。竹篱上也缠满藤蔓，与妈妈出嫁那天花轿路边的景致
相同。竹篱卫护着朱家，竹篱导引着余家，相隔半华里路，一路是花的信息。
此刻妈妈不会有这种回忆，她只觉得嗡嗡喤喤的世界那么陌生，惟有这缠满藤蔓的竹篱有点熟悉，可以短暂躲避，躲避在这里等待她的儿子。
她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是：“阿雨没东西吃了，我知道。”说着把一张早就捏在手里的两元纸币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问这钱是哪儿来的，只把它挡在妈妈手里。妈妈没再推，也没把手缩回，两只手就这样隔着一张纸币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说明了今天来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给叔叔写信，写明家里的困境。“本来我也可以写，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礼仪，不习惯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么。你是小辈，说得不合适也不要紧。”
我说：“妈，相信我能写好。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
过了一星期，我计算叔叔的回信应该到了，便赶回家去。
上楼梯时就觉得不对，只听得两个人的脚步声慌慌乱乱，原来祖母和妈妈都抢着来迎我。
妈妈抢先讲了那句话：“你叔叔没了!”
“啊?”我霎时呆住，脑中一片空白。
“是胃病。”这是祖母的声音，像来自旷远的乱山。
我立即把脸转向祖母，突然清醒，这是这位曾经是十个孩子的母亲的最小一个儿子的失去!但我还说不出话。
祖母又讲了一句：“我已和你妈妈一起去过蚌埠，把骨灰盒——拿回来了。”我以为她会大哭失声，却没有。
当然不是胃病。祖母和妈妈从来不会撒谎，讲半句假话就暴露无遗。我把祖母扶坐在椅子上，捂着妈妈的手到门背后，说：“告诉我!”
妈妈直捷地说，叔叔是自杀。祖母知道当时自杀就算犯罪，决心把我们瞒住。
七十五岁的老太太，亲自坐夜班火车赶到蚌埠厂区内，到处都是打倒叔叔的大标语。
祖母蓬乱的白发，飘拂在她最小的儿子被倒写的名字上。
叔叔只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不是当权人物，凭什么打倒他?
妈妈哽咽着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到处要抓“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那里地方小，找不到什么权威，就把叔叔算上了，主要是有人揭发他吹捧《红楼梦》，是放毒。
“《红楼梦》?”我背脊发凉。居然是为了这本书，这本他一直不许我阅读，反复说是
“太悲苦”的书!
妈妈还在说：“把他押在垃圾车上全城游街，他哪里受得了这等屈辱，回来大声与造反派辩论，说《红楼梦》是一部优秀古典名著，结果被说成态度恶劣，再一次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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