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看重耶路撒冷有这样一座纪念馆，因为有它存在，多种宗教纠纷和民族冲突碰到了一条真正划分大善大恶的底线。有了底线，也就有了共同语言。
记得去年寒风凛冽的一天，我曾来到德国柏林的一个老式体育场，希特勒在那里举办过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次运动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抵制，因此当年这个体育场内的景况，是既嚣张又凄凉的。那些国家对希特勒的军事暴行无可奈何，但敢于抵制奥运会，原因就在于希特勒这次打扮出了一个文明的姿态，摇晃出了一个文化的美名，这就有机会让他看一看文明的底线了。对野曾无可理喻，但野兽居然也念叨起奥林匹克，那就可以对它有态度了。
在罗马时，处处都避不开墨索里尼的影子，事实上他在保存和弘扬古代文物方面真是做了不少大手笔的事，有时还能在电台听到他哟年演奏的乐曲，可_见他对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并不陌生;但作为法西斯头子他逾越了底线，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
文明可以成为一种点缀，但文明有最终指向。正是这种最终指向，维护了人类。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那路撒冷，夜宿Ren 碗。.ce 旅馆
碗是什么
主持人许戈辉走了，换来了陈鲁豫。
许戈辉走前，与我有一次轻松的话别。因为对着镜头，也就成了一个节目。
我问许戈辉，这一个月来我们一起走了很多地方，你觉得最美丽的风景是在哪里?她想了一想回答，还是第一天见到的雅典苏尼翁角海衅，海天一色，千年石柱，又找到了拜伦的刻名。
她问我，一个月来，最震撼的景物是哪一处?我说，是埃及卢克索的太阳神庙。希腊的美比较容易亲近，埃及就不一样，一切都神秘。神秘到了伟大，便震撼。我问她，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哪里?她说，当然是耶路撒冷，把.几大宗教全捏在咫尺之间，成了世界的浓缩，几乎无法相信。
她问我，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哪一件?我说，在埃及，保护古迹和旅客… 居然成了一个大国的第一军事行动，连装甲车都出动了，实在匪夷所思。
我问她，你认为是哪一件?她说，在戈兰高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战士恨不得把枪送给我们，不可思议。她问我，最感动的地方在哪里?我说，穿泪团阵么多枪口炮门之后，突然见到拉宾倒下的那个街口。
但是，碍于电视拍摄，我们都遗漏了一个问题：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答案不可能有争议：吃饭。
我们这些人平日走南闯北，又经常出国，照理在饮食上己有很人的适应性，对西餐和阿拉伯饮食并不抵拒。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当巨大的劳动强度与基本上吃不到中餐这两件事碰在一起之后，恐惧很快出现。戈辉长相小巧却很能吃苦，为了拍一个西奈山的日出她通宵爬山，下来后两腿发额还右j 寸着镜头说话，任〕 寸着餐桌，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有很多次，我在琳琅满目的自助餐柜台前转悠三遍，只能叹一口气，拿一片面包，扒拉一点生的黄瓜、西红柿、青菜叶，再也不想吃什么了。在我们一行中，吃得如此“收敛”的远不止我一个。有几位胃口很好，偶尔发现一根尚可下咽的酸黄少瓜就兴奋地奔走相告。
于是我们开始了寻找中餐馆的悲壮努力。
在希腊找到一家，十分低劣，收价甚高，我们在吃饭时拍了几啥唯竟头留念还要加收高昂的“拍摄费”，这种要求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用中国话提出来，实在有点让人反胃。开罗和特拉维夫各有一家勉强可以，放到国内什么也不是，叮怜我们一行刚喝半口番茄鸡蛋汤已满脸亲情地要以店为家了。
昨天陈鲁豫初到，又有点感冒，想让她吃一点好的，开车夕山口沙直奔特拉维夫，找那家勉强可以的中餐馆。谁料还没停车就看到狭小的店门外已有几十个中国人在排队，都是像我们一样眼巴巴饿馋了的同胞.多数是香港、台湾的旅行者，不知会等到什么时候，只好回耶路撒冷找。
回到耶路撒冷已经深夜，连找两家都已经人满为患，使决定忍痛放弃，到一家咖啡馆去吃点什么。但这时人家早已为一口饭奔走得疲惫不堪，饿劲已过，陈鲁豫一头斜在车上睡了，不肯下车。赵维叹了一口气：“要是能喝口热粥多好!”大家齐声嘴嘘：“太奢侈了!"
陈鲁豫这次来的时候带了几包方便面，饿醒了想泡一碗，便打电话给客房部想借一个碗。外语里虽然也有“碗”这个词，但在很多地方看不到这种东西，只有大大小小的盘子。果然，客房部问：“碗是什么?”鲁豫用英语描述给他们听：“比盘子深一点，凹下去的，可以盛吃的东西… … ”他们终于懂了，过了一会儿敲门送来，鲁豫一看，居然是冲塑料花盆!就凭吃饭这一点，我想，人类的各个群落在生态文明上确实难于真正沟通。那些被我们适应了几千年的口舌习惯，似乎早已天经地义，谁知有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对它基本不清楚。值得深思的是，那个世界的人也过得很好。
由此可知，不同的生态文明不应导致互贬互损，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对大家都有不少困难。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那路撤冷，夜宿Renalssance 旅馆
我们不哭
明天就要离开耶路撒冷，因此今天一大早又到老城转悠去了。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只想再细细地看它一眼，与它告别。
耶路撤冷风景太多太密，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最喜欢的一条路是从雅法门到锡安门，再经杜门进人其特伦山谷。这条路既有多种生态的反差对比，又有安静、清洁的社区，不必承担过重的宗教负担，却时时可见几千年前的古迹。漫步其间，有一种饱满的悠闲。
在耶路撒冷，不愁不饱满，就怕不悠闲。宗教激情、历史激情和民族激情全在这些小街中倾注，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者夕育点血脉责张。因此，寻找一个能够保持距离的视角，不太容易。
说实话，我看了那么多天，觉得犹太朋友们真是优点多多，遗憾是过于自我和狭隘，缺少通脱和悠闲。如果说，这儿的阿拉伯朋友对于自我生态太不在乎，那么，犹太朋友则太在乎、太紧张。
有几个中国游客看到犹太.人在哭墙前令人感动的种种表现就问，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激情呢?似乎有点自惭，对此我不敢苟同。
我在哭墙前对着凤凰卫视的摄影镜头说：犹太人两千年没有自己的国土，长期流浪，因此必须精细地盘算、严密地自卫，否则难议在异国他乡立足。中国一直拥有广阔的国上，很少迁徙流浪。对此，我们既不必自傲，也不必自惭。但今天站在哭墙前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文明与自己所拥有的空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又稍稍增加了一点群体自觉，那就是：映映大国给了我一种比较从容的心态，茫茫空间给了我一副比较放松的神经。中华民族灾难不少，但比之于犹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毕竟安逸得多了。我们没有哭墙，我们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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