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万当时在我们心中，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冲进去，见到的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膛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干偏四季豆、蘑菇偎豆腐、青椒炒鸡丁。
筷子慌乱一阵，心情才‘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难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让我们吃惊?举头四顾，只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占-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还算内行，是《 四郎探母》 和《 春香闹学》 ，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
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抚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
他叫蒯松茂，七十一岁，曾是台湾当局驻约旦“大使馆”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约且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我问他，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选择开餐馆?他说，既然决定不回去了，总要找一件最适合中国人做的事，做其他事做不过当地人。但真正开起来实在寸步难行，在约旦，哪里去找做中国菜的原料和佐料?幸好原来使馆一位上海厨师也不走了，帮助他，厨师退休后由徒弟接，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二十五年下来，这家中华长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司时良红火。连侯赛因(台湾译胡笙)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满口称赞。顾客八成是约旦的阿拉伯人，二成是欧美游客，中国，人极少。他一边说，一边习惯地用餐巾擦拭着盘于，用眼睛余光注意着每个顾客的具体需要，敏捷地移过去一只水杯、一瓶胡椒。我问：“这么晚了，你自己吃过晚饭没有?" 他说：“侍候完你们再吃。”他轻松地用了“侍候”两字，使我们无颜面对他的年龄。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点也没有减损他的派头。派头在何处?在形体，在眉眼，在声调，在用词，在对一切顾客的尊重。
我又问，在这么僻远的地方居住几十年，思乡吗?这是一个有预期答案的问题，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乡。对我来说，妻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妻子来说，从小与她相依为命的阿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们非常具有适应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们天天闻到从中国运来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国客人到我这里来品尝中国菜，我是在异国他乡营造家乡。”“怪不得你还搜集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号。”我指了指满墙的乐器、戏照，说。
“戏照用不着搜集，那是我妻子。”他赶紧说明。“你太太?”我有点吃惊，“她的表演姿势非常专业，怎么会?"
“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叫姚谷香，艺名姚玉兰，杜月笙先生的夫人。”
“这么说，你是杜月笙先生的女婿?”我问，他点头。
这种发现，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旧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问几句罢了，不会太惊讶，但这儿是沙漠深处的安曼!于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许我们明大到他家拜访，看望一下蒯太太?
蒯先生眼睛一亮，说：“这是我的荣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兴，只是家里太凌乱、太简陋了，怕怠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约j 王安免，夜宿Arwad 旅馆
把伤痕当酒窝
在安曼串门访友，路名和门牌号都没有用，谁也不记，只记得哪个社区，什么样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邮政信箱。这种随意状态，与阿拉伯人的性格有关。但这样一来，我们要去访问蒯先生家，只能请他自己过来带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圆环的使馆区，汽车上坡、下坡绕了很多弯，蒯先生说声“到了”，我和陈鲁豫刚下车，就看到一位红衣女于芍望过来，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谁也无法想象她已经七十一岁高龄。
他们住在二层楼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确实非常朴素，就像任何地方依旧在外忙碌的中国老人的住所，但抬头一看，到处悬挂着的书画都是大家名作。会客室里已安排了好几盘糕点，而斟出来的却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热情健谈，陈鲁豫叫她一声阿姨，她一高兴，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岁才离开，我问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处房子里，她取出一张照片仔细指点，我一看，是现在上海锦江饭店贵宾楼第一七层靠东边的那一套。正好陈鲁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文谈中就夹杂着大量上海话。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早年她与父亲生活的一些情况;她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不讲的上海话今天可以死灰复批，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谈话片断，现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时代的读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实在舍不得在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沙漠里，一个中国老妇人有关一个中国旧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亲一九二了又年与父亲结婚。在结婚前，华格镍路的杜公馆里，已经有前楼姆妈沈太太、二楼姆妈陈太太、三楼姆妈孙太太，但只有前楼姆妈是正式结婚的，她找到还朱结婚的我母亲说，二楼、三楼的那两位一直欺侮她，为了出气，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为一个布L 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年轻，又是名角，也讲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东高桥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轰动，我母亲坚持一个原则，全家女着净事阻宗时，由她领头。那年我两岁，我母亲生了四个，我最大，到台湾后，蒋家只承认杜家我们这一房。
“父亲很严厉，我们刁习亥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五十块老法币。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亲，父亲的教育职能由母亲在承担，而母亲的抚育职能则由阿姨在承担。后来到了中学，家里如果来了外国客人，父亲也会让我出来用英语致欢迎词。有时我在课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要我去陪贵客的女儿。母亲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倚仗父亲的名字，除了一个杜字，别的都没有太大关系，要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后来一再逃难、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过去。
“父亲越到后来越繁忙，每天要见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才急匆匆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经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行动。他还仔细地看了看黄浦江岸边的一家纺织厂，他母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做工。在香港他身体一直不好，因严重气喘需要输氧，但又不肯戴面罩，由我们举着氧气管朝他喷。母亲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他说希望阿冬过来说话，阿冬就是盂小冬，母亲就答应了。父亲还就这件事问过我，我说做女儿的是晚辈，管不着。后来他就与孟小冬结婚了。父亲去世后孟刁咚只分到两万美元，孟小冬说，这怎么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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