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
一
应该到别处走走了，但是我的脚，还是不由自主地粘在齐鲁大地上。
这就像很多年前写作《 戏剧思想史 》，我的笔绕来绕去总是舍不得离开德国，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考察中国古代高层文化构建史，泰山脚下的话题实在太多。几乎停留在任何一处，稍作打量都能找出值得长期钻研的理由。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片沃土，又是一个险境。
为什么说是险境?因为沃土最容易让人流连忘返，而我却已经没有这种权利。自从我下决心要与广大同胞一起来恢复文化记忆，就必须放弃书斋学者那种沉湎一点、不及其余的奢侈，那种自筑小院、自挂牌号的悠闲。我需要从宏观上找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脉络，因此不能不行色匆匆。
好些天来一直在与自己讨价还价：再留几处吧，或者，只留一处……
一处?
那就给齐国吧。
但是，齐国能随意碰得的吗?一碰，一道巨大的天门打开了，那里有太多太多的精彩。
我不得不装成铁石心肠，故意不看姜子牙那根长长的钓竿，不看齐桓公沐浴焚香拜相管仲的隆重仪式，不看能言善辩的晏婴矫捷的身影，不看军事家孙武别齐去吴的那个清晨，也不看医学家扁鹊一次次用脉诊让人起死回生的奇迹……
全都放弃吧，只跟着我，来到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下。那里，曾是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的所在地。
二
大地上，有的角落曾经集中过无限的权力，有的角落曾经集中过无限的残暴，有的角落曾经集中过无限的诗情，而有的角落，则集中过无限的智慧。
为什么我们要寻找这种角落，不惜为之连年苦旅?不是为了拾捡故事，也不是为了访古感怀，而是为了探求人性在高度浓缩后才能够显现的奥秘，为了询问祖先在合力倾泻后有可能埋藏的遗言。
稷下学宫原址，就是这种曾经与无限智慧有关的角落。即便只是一站，也会立即困惑：人类在几千年间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稷下学宫创办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齐国朝廷一开始是把它当作“智库”来办的，这本是一个很普通的企图，因为当时的每个诸侯邦国都会集中一些智囊人物。但是，齐国统治者出于罕有的远见卓识，大大地改变了它的实用性和依附性，使它出现了不同凡响的形态。
稷下学宫以极高的礼遇召集各地人才，让他们自由地发展学派，平等地参与争鸣，造成了学术思想的一片繁荣。结果，它就远不止是齐国的智库了，而是成了当时最大规模的中华精神汇聚处，最高等级的文化哲学交流地。
齐国做事，总是大手笔。而稷下学宫，更是名垂百世的文化大手笔。我在考察各种文化的长途中不知多少次默默地感念过稷下学宫，因为正是它，使中华文化全面升值。
没有它，各种文化也在，诸子百家也在，却无法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
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
三
据史料记载，稷下学宫所在地是在齐国都城临淄的“西门”，叫“稷门”。但稷门应该由稷山得名，而稷山在都城之南。因此有学者认为不是西门而是南门。而且，地下挖掘也有利于南门之说。那就存疑吧，让我们一起期待着新的考古成果。
姑且不说西、南，只说稷门。从多种文献来看，当年的稷门附近实在气魄非凡，成了八方智者的向往目标。那里铺了宽阔的道路，建了高门大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最多时达“数百千人”。
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当时的代表人物都来过，他们大多像以前孔子一样带着很多学生，构成一个个以“私学”为基础的教学团队。我记得刘蔚华、苗润田先生曾经列述过稷下学者带领门徒的情况，还举出一些著名门徒的名字，并由此得出结论，“稷下学宫是当时的一所最高学府”，我很赞同。
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学”在这里汇集了。流亡是社会考察，汇集是学术互视，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都非常重要。
稷下学宫是开放的，但也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世间那些完全不分等级和品位的争辩，都算不上“百家争鸣”。因为只要有几个不是“家”而冒充“家”的人进来搅局，那些真正的“家”必然不知所措、讷讷难言。这样，不必多久，学宫也就变成了一个以嗓门论是非的闹市，就像我们今天不少传媒的“文化版面”一样。
稷下学宫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根据他们的学问、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而且已有“博士”和“学士”之分。这就使学宫在熙熙攘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
四
稷下学宫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显而易见的：它是齐国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库的职能，却又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一个自由的文化学宫?
出乎人们意料，这个难题在稷下学宫解决得很好。
学宫里的诸子不任官职，因此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行政责任。古籍中记载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等等，都说明了这个特点。稷下学者中只有个别人偶尔被邀参与过一些外交事务，那是临时的智能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参政。
一般认为，参政之后的议政才有效，稷下学宫断然否定了这种看法。
参政之后的议政很可能切中时弊，但也必然会失去整体超脱性和宏观监督性。那种在同一行政系统中的痛快议论，很容易造成言论自由的假象，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种“内循环”，再激烈也属于“自言自语”。这样的议论，即便像管仲、晏婴这样的杰出政治人物也能完成，那又何必还要挽请这样一批批的游士过来?
因此，保持思维对于官场的独立性，是稷下学宫的生命。
不参政，却问政。稷下学宫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稷下学者的态度很谦虚，而稷下学者也可以随时去找君主。孟子是稷下学宫中很受尊重的人物，《 孟子 》一书中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十七处之多。齐宣王开始很重视孟子的观点，后来却觉得不切实用，没有采纳。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影响孟子在学宫中的地位。
齐国朝廷最感兴趣的是黄老之学(道家)，几乎成了稷下学宫内的第一学问，但这一派学者的荣誉和待遇也没有因此比其他学者高。后来三为“祭酒”执掌学政而成为稷下学宫“老师中的老师”的荀子，并不是黄老学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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