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人们总是太自以为是。争得了一点权力、名声和财富就疯狂膨胀，随心所欲地挑动阶级斗争、族群对立，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悲剧。一场地震，至少昭示天下，谁也没有乾坤在手，宇宙在握。只要天地略略生气，那么，刚刚还在热闹着的运动、批判、激愤，全都连儿戏也算不上了。
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笔，一撇一捺都让万方战栗。这次在唐山出现的让万方战栗的宏大手笔，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但是这种结束又意味着什么?是毁灭，还是开启?是跌入更深的长夜，还是迎来一个黎明?
对于这一切，我还没有判断能力。但是已经感受到，不管哪种结果，都会比金戈铁马、运筹帷幄、辞庙登基、慧言宏文更会重要。凸现在苍生之前的，是最关及生命的原始母题，例如怎么让民众平安地过日子，端正地对天地。在这个关口上最容易让人想起几千年前就行走在这片大地上的那些粗粝身影。他们很少说话，没有姓名，更没有表情，因此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们详细描述，而只是留下一些行为痕迹，成为永久的传说。
这让我又想起了从黄帝到大禹的传说时代。
那个时代，即便在结束很久之后，还在无限延续。原因是，一个民族最早的传统和神话，永远是这个民族生死关头的最后缆索。
反正这些日子找不到书了，就让我凭借着一场巨大天灾，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重温那些传说和神话。
二
传说和神话为什么常常受到历史学家的鄙视?因为它们不在乎时间和空间的具体限定，又许诺了夸张和想象的充分自由。但是，超越这些限定、享有这些自由的，极有可能是人类的信念、理想和祈愿，这就远比历史学重要了。历史学作为世间千万学科中的一门学科，并没有凌驾全部精神领域的权利。
有些历史学家比较明智，凭借西方考古学家对某些遗址的发掘，认为传说与历史未必对立，甚至尽力为神话传说中“有可能”的真实辩护，肯定那里有“历史的质素”、“事实的质地”。例如我在半山藏书楼看到过王国维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 古史新证 》，其中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往往有事实之素地。”
能这样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仍然没有摆脱历史学的眼光。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眼光，传说中包含着一种属于集体心理的真实。集体心理不仅也是一种真实，而且往往比历史真实更重要。这就像，晚霞给人的凄艳感受，修竹给人的风雅印象，长年累月也成了一种真实，甚至比它们在天象学和植物学上的真实更有意义。
在所有这类传说中，神话，更具有根本性的“原型”价值。
在远古时代，神话是祖先们对于所见所闻和内心愿望的天真组建。这种组建的数量很大，其中如果有几种长期流传，那就证明它们契合了一个民族异代人的共同愿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型”，铸就了整个民族的性格。
中国古代的神话，我分为两大系列，一是宏伟创世型，二是悲壮牺牲型。
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羿射十日，都属于宏伟创业型;而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则属于悲壮牺牲型。这中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这四则神话，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足以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中最优秀的神话媲美。
这四则神话的主角，三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他们让世代感动的，是躲藏在故事背后的人格。这种人格，已成为华夏文明的集体人格。
先说补天。
世道经常会走到崩溃的边缘，很多人会逃奔、诅咒、互伤，但总有人会像女娲那样站起来，伸手把天托住，并炼就五色石料，进行细心修补。要知道，让已经濒于崩溃的世道快速灭绝是痛快的，而要炼石修补则难上加难。但在华夏土地上，请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出来。
文明的规则，并不是一旦创建就会永享太平，也不是一旦破裂就会全盘散架。天下是补出来的，世道也是补出来的。最好的救世者也就是最好的修补匠。
后代很多子孙，要么谋求改朝换代，要么试图造反夺权，虽然也有自己的理由，却常常把那些明明可以弥补、改良的天地砸得粉碎，一次次让社会支付惨重的代价。结果，人们看到，许多号称开天辟地的济世英雄，很可能是骚扰民生的破坏力量。他们为了要让自己的破坏变得合理，总是竭力否定被破坏对象，甚至彻底批判试图补天的人物。久而久之，中国就普及了一种破坏哲学，或曰颠覆哲学。
面对这种情况，补天，也就变得更为艰难，又更为迫切。
但是，我说过，在华夏土地上，补天是基本逻辑。
再说填海。
这是华夏文明的又一种主干精神。精卫的行为起点是复仇，但是复仇的动机太自我，支撑不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终于，全然转化成了为人间消灾的高尚动机，使宏伟有了对应。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最终成果的行动。神话的中心形象是小鸟衔石填海，只以日日夜夜的点点滴滴，挑战着无法想象的浩瀚和辽阔。一开始，人们或许会讥笑这种行为的无效和可笑，但总会在某一天突然憬悟：在这样可歌可泣的生命力盛典中，最终成果还重要吗?而且，什么叫最终成果?
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十分强调华夏文明的实用性原则，我并不完全同意。大量事实证明，华夏文明更重视那种非科学、非实用的道义原则和意志原则。精卫填海的神话，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由此，还派生出了“滴水能穿石”、“铁杵磨成针”等相似话语。这几乎成了中国民间的信仰：集合细小，集合时间，不计功利，终能成事。
如果说，类似于补天救世的大事不容易经常遇到，那么，类似于衔石填海这样的傻事则可能天天发生。把这两种精神加在一起，大概就是华夏文明能够在所有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灭亡的原因。
再说追日。
一个强壮的男子因好奇而自设了一个使命：追赶太阳。这本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行为，却因为反映了中国人与太阳的关系而别具深意。
在“天人合一”的华夏文明中，太阳和男子是平等的，因此在男子心中不存在强烈的敬畏。在流传下来的早期民谣中，我们不难发现与自然物对话、对峙、对抗的声音。这便是中国式的“人本精神”。
这位叫夸父的男子追日，是一场艰苦和兴奋的博弈。即便为这场博弈而付出生命代价，他也毫不在乎。追赶就是一切，追赶天地日月的神奇，追赶自己心中的疑问，追赶自身力量的底线。最后，他变作了一片森林。
我想，不应该给这个神话染上太重的悲壮色彩。想想这位男子吧，追不着的太阳永在前方，扑不灭的自信永在心中，因此，走不完的道路永在脚下。在这个过程中，天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喜剧性、游戏性的互诱关系。这个过程证明，“天人合一”未必是真正的合一，更多的是互相呼应，而且很有可能永远也不能直接交集。以此类推，世间很多被视为“合一”的两方，其实都是一种永久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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