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如此强大呢?
就在这时,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说他新近买了一本《文明的碎片》,发现其中有些文章选自《文化苦旅》,这对他来说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拿着这封信我苦恼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确实有一批读者见了我的书每本都买.即便别人对不起我,我却不能对不起读者.反正朋友们谁都知道,我在出版书籍的经济收效上永远闹着难于置信的笑话,那就不应该再把这些笑话让读者分担.
我终于作出两项决定:一,与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我承担损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笔记》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大陆出版《山居笔记》.
第一项决定几经商议获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说,尽管《文明的碎片》仍是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但出版社愿意与我一起为读者着想,立即拆版停印,这让我十分感动.但是,第二项决定遇到了麻烦.
好几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优惠的条件出版《山居笔记》,但反正我不松口,他们也只好作罢.这中间,有几个暖昧的电话使我产生了警觉.我无法知道与我对话的主角是谁,只说是某位我认识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种更灵活的出版渠道,以前也曾试着"操作"过我的书,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笔记》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笔钱,而且以前对我造成的损失也可商量补给.
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图书交易会在武汉举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我的朋友王国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样的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概一是因为《山居笔记》只是单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那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颇严,不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气地劝我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换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钟,我一再被骚扰电话吵醒,电话中照例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才半个月,那个电话又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有出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的盗版者们发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计这则报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
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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