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粗瓷碗里很少能够盛出一碗白米饭,尽管此地盛产稻米.偶尔哪家吃白米饭了,饭镬里通常还蒸着一碗霉干菜,于是双重香味在还没有揭开镬盖时已经飘洒全村,而这双重香味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是一种经典搭配.雪白晶莹的米饭顶戴着一撮乌黑发亮的霉干菜,色彩的组合也是既沉着又强烈.
说是属于余姚,实际上离余姚县城还有几十里地.余姚在村民中唯一可说的话题是那儿有一所高山仰止般的医院叫"养命医院",常言道只能医病不能医命,这家医院居然能够养命,这是何等的本事,何等的气派!村民们感叹着,自己却从来没有梦想过会到这样的医院去看病.没有一个人是死在医院里的,他们认为宁肯早死多少年也不能不死在家里.乡间的出丧比迎娶还要令孩子们高兴,因为出丧的目的地是山间,浩浩荡荡跟了去,就是一次热热闹闹的集体郊游.这一带的丧葬地都在上林湖四周的山坡上,送葬队伍纸幡飘飘,哭声悠扬,一转入山岙全都松懈了,因为山岙里没有人家,纸幡和哭声失去了视听对象.山风一阵使大家变得安静也变得轻松,刚刚还两手直捧的纸幡已随意地斜扛在肩上,满山除了坟茔就是密密层层的杨梅树,村民们很在行,才扫了两眼便讨论起今年杨梅的收成.
杨梅收获的季节很短,超过一两天它就会泛水、软烂,没法吃了.但它的成熟又来势汹汹,刹那间从漫山遍野一起涌出的果实都要快速处理掉,殊非易事.在运输极不方便的当时,村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开肚子拼命吃.也送几篓给亲戚,但亲戚都住得不远,当地每座山都盛产杨梅,赠送也就变成了交换,家家户户屋檐下排列着附近不同山梁上采来的一筐筐杨梅,任何人都可以蹲在边上慢慢吃上几个时辰,嘟嘟哝哝地评述着今年各座山的脾性,哪座山赌气了,哪座山在装傻,就像评述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到哪里去了?他们都上了山,爬在随便哪一棵杨梅树上边摘边吃.鲜红的果实碰也不会去碰,只挑那些红得发黑但又依然硬扎的果实,往嘴里一放,清甜微酸、挺韧可嚼,扪嘴啜足一口浓味便把梅核用力吐出,手上的一颗随即又按唇而入.这些日子他们可以成天在山上逗留,杨梅饱人,家里借此省去几碗饭,家长也认为是好事.只是傍晚回家时一件白布衫往往是果汁斑斑,暗红浅绛,活像是从浴血拼杀的战场上回来.母亲并不责怪,也不收拾,这些天再洗也洗不掉,只待杨梅季节一过,渍迹自然消退,把衣服往河水里轻轻一搓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孩子们爬在树上摘食梅树,时间长了,满嘴会由酸甜变成麻涩.他们从树上爬下来,腆着胀胀的肚子,呵着失去感觉的嘴唇,向湖边走去,用湖水漱漱口,再在湖边上玩一玩.上林湖的水很清,靠岸都是浅滩,梅树收获季节赤脚下水还觉得有点凉,但欢叫两声也就下去了.脚下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弯腰捞起来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这儿打碎过很多很多器皿.一脚一脚蹚过去,全是.那些瓷片和陶片经过湖水多年的荡涤,边角的碎口都不扎手了,细细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匀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饭碗不知好到哪里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里曾安居过许多钟鸣鼎食的豪富之家?但这儿没有任何房宅的遗迹,周围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么过?捧着碎片仰头回顾,默默的山,呆呆的云,谁也不会回答孩子们,孩子们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后侧腰低头,把碎片向水面平甩过去,看它能跳几下.这个游戏叫做削水片,几个孩子比赛开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跃奔跑,平静的上林湖犁开了条条波纹,不一会儿,波纹重归平静,碎瓷片、碎陶片和它们所连带着的秘密全都沉入湖底.
我曾隐隐地感觉到,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所有碎片的残梦都被湖水淹没,只让后代捧着几个补过的粗瓷碗,盛着点白米饭霉干菜木然度日.忽然觉得霉干菜很有历史文物的风味,不知被多少时日烘晒得由绿变褐、由嫩变干,靠卷曲枯萎来保存一点岁月的沉香.如果让那些补碗的老汉也到湖边来,孩子们捞起一堆堆精致的碎瓷片碎陶片请他们补,他们会补出一个什么样的物件来?一定是硕大无朋又玲珑剔透的吧?或许会嗡嗡作响或许会寂然无声?
补碗老汉们补完这一物件又会被它所惊吓,不得不蹑手蹑脚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后仓皇逃离.
我是1957年离开家乡的,吃过了杨梅,拜别上林湖畔的祖坟,便来到了余姚县城,也来不及去瞻仰一下心仪已久的"养命医院",立即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车.那年我正好十周岁,在火车窗口与送我到余姚县城的舅舅挥手告别,怯生生地开始了孤旅.我的小小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杨梅,一包霉干菜,活脱脱一个最标准的余姚人.一路上还一直在后悔,没有在上林湖里拣取几块碎瓷片随身带着,作为纪念.
三
我到上海是为了考中学.父亲原本一个人在上海工作,我来了之后不久全家都迁移来了,从此回故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乡的意义也随之越来越淡,有时,淡得几乎看不见了.
摆脱故乡的第一步是摆脱方言.余姚虽然离上海不远,但余姚话和上海话差别极大,我相信一个纯粹讲余姚话的人在上海街头一定是步履维艰的.余姚话与它的西邻绍兴话、东邻宁波话也不一样,记得当时在乡下,从货郎、小贩那里听到几句带有绍兴口音或宁波口音的话孩子们都笑弯了腰,一遍遍夸张地模仿和嘲笑着,嘲笑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不会讲话的人.村里的老年人端然肃然地纠正着外乡人的发音,过后还边摇头边感叹,说外乡人就是笨.这种语言观念自从我踏上火车就渐渐消解,因为我惊讶地发现,那些非常和蔼地与我交谈的大人们听我的话都很吃力,有时甚至要我在纸上写下来他们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声中我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到后来甚至不愿意与他们讲话了.到了上海,几乎无法用语言与四周沟通,成天郁郁寡欢,有一次大人把我带到一个亲戚家里去,那是一个拥有钢琴的富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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