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谚语,正是这种心理的通俗描述.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成为一种被充分肯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王泠然满口泼辣,只因为前些天还是一个苦熬者,憋了那么久,终于报仇雪恨般地突涌出强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详和.
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隐潜着自私和虚伪.偶尔,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更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谈资.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未能一呼百应.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热的假相装点起来的标帜,两面标帜又互为表里:从政治角度看是文化,从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都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自私.《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个场景,动用了最为悲凉的词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然而《西厢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痴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赞扬.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矫情.又把不要感情装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人情开始的.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有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沉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
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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