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当然不会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所联结成的层峦叠嶂。最方便的当然是参加各地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因为这种会议的基本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可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则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就这样，我一路讲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实在不少。旅途中的经历感受，无法细说，总之到了甘肃的一个旅舍里，我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转换成对历史的无奈。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重重叠叠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像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世间的种种定位毕竟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可选择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点，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种种定位，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定位都不是先天的，都是前人选择的结果。就连故乡，也只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由选择到难于选择，于是留驻成一种无奈;然而再大的无奈也没有堵塞后人选择的机会，因此人总会不断地寻家又弃家，成为永恒的异乡人，一再从无奈的留驻中重新找路，重新出发。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采果集》
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一九九一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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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三(《文明的碎片》序)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一个寒冷的雨夜，我与《文汇报》记者徐
民先生在上海好望角宾馆相邻而居。直到深更半夜，徐先生还坐在我的房间里询问我一些问题。
徐先生问：“这些年海内外对你的散文评论很多，你如何评论自己在当代中国散文界的地位?”
我笑道：“为了免除作前后左右比较的苦恼，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现在被收入散文选的古代人书信和外国人讲稿，当初一定不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吧?”
我说的是真话。现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界那个界，已渐渐从以前的专业结构序列转化为人事关系网络，但不管是序列还是网络，我都觉得头痛。序列晾人，网络缠人，不小心一脚踩进里边，麻烦甚多。我为了谋生已经踩踏过好几个“界”，总是蹑手蹑脚地进去，又步履沉重地躲开，好不容易躲出了一点自由和松快，何苦又一头钻进散文界里边去?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因此也无以尽之，写了一篇觉得不够又写一篇，从《文化苦旅》系列写到《山居笔记》系列，老想不写却还在写。
——我把这些意思告诉了徐甡民先生。
徐先生说：“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又觉得其中有一二个主题是频繁浮动的，你能约略归纳一下吗?”
我沉默了，回想着这些年的自己。是啊，写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题材和主旨，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结线是什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标准把这么多陈旧的故事快速召来又依次推出的呢?说到底，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指令，使我坐立不安?
此时已是下半夜，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这个宾馆不知为什么起了“好望角”这样一个让人动心的名字，我一走神就觉得自己身处非洲南端的航海要道上。风雨交加的海天间应该有一座影影绰绰的灯塔吧，射出的光亮在黑雾白浪间明灭闪烁。我回过神来对徐甡民先生说：“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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