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纳粹德国第一任内阁副总理巴本，国家银行总裁、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成员沙赫特，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弗里切，这三人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
纽伦堡法庭闭庭后，被告里宾特洛甫、弗朗克、英夸特、邓尼茨等六人先后上诉，要求减刑。戈林也上诉，要求改绞刑为枪决。所有上诉均被驳回，一律维持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尔上诉，要求改无期徒刑为枪决，也被驳回。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在纽伦堡监狱，开始对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执行处决。
此时，戈林又玩花样。他在行刑前两小时瞒过看守，吞服氰化钾自杀身亡。戈林是从哪儿获得的这种致命毒药，至今仍无法查明。不管怎么说，戈林总算不得善终。
最终，有10名纳粹甲级战犯上了绞刑架。这些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喊希特勒万岁，就算最狂热的纳粹战犯也顶多说句：我不该死，我不认罪。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
纳粹战犯弗朗克在上绞刑架的时候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同纳粹划清界限
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限的开始。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
纳粹党、党卫军、“盖世太保”都被宣布为犯罪组织。如果你加入过纳粹党党卫军，你就属于犯罪组织成员，即使你现在退出了，曾经也是犯罪组织成员。纳粹战犯大多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日本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而且是一个人领头，大家齐声三呼万岁，然后上绞刑架。这就是说，连德国纳粹战犯，临终的时候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做了忏悔，而日本战犯就是不认罪。
战后，美、苏、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苏联占领区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英、法、美的占领区就是后来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先生是盟军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老爷子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是德国的政治家，反对纳粹。纳粹党一上台，他就进了集中营。这老爷子也真能活，那么多年居然没被折磨死。等他被放出来之后，他比苏联人都恨纳粹。
德国的非纳粹化到什么程度呢?在德国，买卖第三帝国时代的纪念品是违法行为。你从德国老兵手里买了一枚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你不是崇拜纳粹，就是觉得这勋章特好看。你带出海关了，算你小子走运，要被人查出来了，你弄不好会被判刑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散布跟纳粹有关的言论、在大庭广众之下行纳粹举手礼，都要判刑。
可见德国人的悔改意识非常明显，所以勃兰特才会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蒙蒙细雨之中，也没人给他打伞，就直接跪在那儿了。碑上的遇难者不是勃兰特杀的，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战士。但是，他说，我为德国民族犯下的罪行感到忏悔，这些人虽不是我杀的，但是被我的同胞们杀害的，所以我要忏悔。当时世界报刊评论说，勃兰特跪下去，德国人就站了起来。
所以说，德国的反思非常彻底，很了不起。
02.东京审判得与失
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号称“武运长久”的大日本帝国终于像案板上的肉一样，动弹不得了。日本人欣赏鲤鱼的不畏刀俎，他们真的是那样吗?
很快，1945年9月10日，第一批38名战犯名单确定，里面全都是日本昔日的“帝国精英”，前首相东条英机名列榜首。9月12日下午，美军到东条家准备抓他的时候，东条照着胸脯上画好圆圈的位置开了一枪，可是没打中(心脏畸形呈长条状)。美军听到枪响，冲进屋内，看见他正躺倒在椅子上，像“猪坚强”一样要水喝，喝完还要，痛苦的脸扭曲着，仍在开口：“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东条说这些没用，他还能说话就很招人烦!想弄死自己有那么难吗?学学阿南惟几切腹不就行了。真是“不争气”的家伙!画好圈瞄准，都打偏了!这足以说明恶魔和普通人一样也怕死。东条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活过来。
自杀时不让你死，根据你的罪行进行审判，让你听到判决才处理你。美国人给日本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全体被告手中。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季南宣读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
把战犯送上绞刑架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大法官的时候，原本只有9个国家有资格派出法官。其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亚洲国家，那就是中国。为了彰显这是属于亚洲人的审判，才又增加了菲律宾和印度的法官，这样就有11国派出法官。中国派出的大法官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
“东京审判”旷日持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19日成立，整整审理了近三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回顾往昔，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深深地改变过中国的历史。我们遍体鳞伤地坐到了审判席上，但审判对我们来说并不习惯。
因此，中国对“东京审判”的初期准备并不细致。以至于原29军副军长秦德纯在证人席上无词以对，当法官让他举证日军暴行时，他说：“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让他谈具体点儿，他却又重复一遍：“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气得差点儿把他轰下去。相比普通人，“皇帝”溥仪倒是表现不错，他连续八天出庭举证，将满洲的“帝王生涯”描绘得有声有色，淡定的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皇帝”毕竟没有白当!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远东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不少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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