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就给你药。可唯独酒这一样，你必须得戒掉哟。”
老板娘(她是个寡妇，膝下有一个男孩，考上了千叶或是什么地方的医科大学，但不久就患上了与父亲相同的病，现在正休学住院。家里还躺着一个中风的公公，而她自己在五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有一只脚已经彻底不行了)柱着松树的拐杖，翻箱倒柜地找出各种药品来了。
这是造血剂。
这是维生素注射液，而这是注射器。
这是钙片。这是淀粉酶，可以治疗肠胃不好。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她满怀爱心地给我介绍了五六种药品。但这个不幸的夫人的爱情，对我来说是过于深厚了。最后她说道“这是你实在忍不住想喝酒时用的药”，说罢迅速地将那种药品包在了一个纸盒子里。
原来这是吗啡的注射液。
夫人说“这药至少比酒的危害要小”，我也就听信了她的话，再则那正好是在我自己也认为酗酒颇为丢人现眼的当口，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能够摆脱酒精这个恶魔的纠缠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吗啡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不安、焦躁、腼腆等等，一下子全都被扫荡一空了，我甚至变成了一个神清气爽的雄辩家。而且每当注射了吗啡以后，我就会忘记自己身体的虚弱，而拼命地工作，一边创作漫画，一边在脑子里构思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绝妙方案。
本打算一天注射一针的，没想到一天增加到了两针，最后增加到一天四针的时候，一旦缺少了那玩意儿，我就简直无法工作了。
“那可不行哟。一旦中了毒，那就要命了。”
经药店的夫人一提醒，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中毒者(我这个人天性脆弱，动不动就听信别人的暗示。比如有人说，尽管这笔钱是用不得的，可既然是你嘛，那就……一听这话，我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仿佛不用掉那笔钱，反倒会辜负对方的期待似的，于是马上把它花掉了)。出于对中毒的担心，我反倒开始大肆需求那种药品了。
“拜托，再给我一盒。月底我一定会付钱的。”
“钱嘛，什么时候付都没关系，只是警察管起来就很讨厌了。”
啊，我的周围总是笼罩着某种浑浊而灰暗的、见不得人的可疑气氛。
“请你无论如何得搪塞过去，求求你了，夫人。让我吻你一下吧。”
夫人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我趁势央求道：
“如果没有药的话，工作就一点也进展不了。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是强精剂一样。”
“那样的话，还不如注射荷尔蒙吧。”
“你开什么玩笑呀。要么是借助酒，要么是用那种药，否则我是没法工作的。”
“酒可不行。”
“对吧?自从我用那种药以后，就一直滴酒未沾呐。多亏了这样，我的身体状况可谓好得很哩。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永远画蹩脚的漫画，从今以后，我要把酒戒掉，调节好身体、努力地学习，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给你们瞧瞧。眼下正处于节骨眼上，所以我求求你啦，让我吻你吧。”
夫人噗哧笑了起来：
“这可为难啊，自个儿中毒了还不知道呐。”
她“嗑吱嗑吱”地柱着拐杖，从药品架上取下那种药，说道：
“不能给你一整盒，你马上就会用完的。给你一半吧。”
“真小气，哎，没办法呀。”
回到家以后，我立即注射了一针。
“不疼吗?”良子战战兢兢地问我。
“那当然疼啦。不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即使不愿意也得这样啊。这阵子我很精神吧?好，我这就开始工作。工作，工作。”我兴奋地嚷嚷着。
我甚至还在夜深人静之时扣打过药店的店门。夫人身上裹着睡衣，“嗑吱嗑吱”地柱着拐杖走了出来。我扑上去抱住她，一边吻她，一边做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
夫人只是一声不吭地递给我一盒药品。
药品与烧酒一样，不，甚至是更讨厌更龌龊的东西——当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中毒者。那真可谓无耻至极。为了得到药品，我又开始了复制春画，并且与那家药店的残废女老板建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丑恶关系。
我想死。索性死掉算了。事态已经不可挽回。无论干什么，都是徒劳一场，都只会丢人现眼，雪上加霜。骑自行车去观赏绿叶掩映的瀑布，这只是我难以企及的奢望罢了。只会在污秽的罪恶上增添可耻的罪恶，让烦恼变得更多更强烈。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活着便是罪恶的种子。尽管我如此这般地左思右想着，却依旧不改那种半疯狂的模样，只是往返穿梭于公寓与药店之间。
无论我多么拼命地工作，由于药品的用量随之递增，所以，欠下的药费也达到了令人恐惧的额度。夫人一看到我的脸，就会泪流满面，而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地狱。
倘若为了逃出地狱的最后手段也归于失败了的话，那么，往后便只有勒颈自尽了。我决定不惜把神的存在与否作为赌注，斗胆给老家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坦白地告诉他关于我自己的一切实情(有关女人的事儿，最终还是没能写上)。
没想到结果更加糟糕。无论我怎么等待，都一直杳无音讯。等待的焦灼与不安反而使我加大了药量。
今夜，索性一口气注射十针，然后跳进大海里一死方休——就在我如此暗下决心的那天下午，“比目鱼“就像是用恶魔的直觉嗅到了什么似的，带着掘木出现在我面前。
“听说你咳血了。”
掘木说着，在我面前盘腿坐下。他脸上的微笑荡漾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那温柔的微笑使我感激涕零，兴奋不已，以致于我不由得背过身子潸然泪下。仅仅因为他那温柔的微笑，我便被彻底打碎了，被一下子埋葬了。
他们把我强行送上汽车。无论如何我必须得住院治疗，而且其他的事情全部由他们解决，“比目鱼”就这样用平静的语气规劝着我(那是一种平静得甚至可以形容为大慈大悲的语调)。我就俨然是一个$意志、没有判断力的人一般，只是抽抽嗒嗒地哭着，唯唯诺诺地服从他们俩的指示。加上良子，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在汽车上颠簸了许久，直到周围变得有些昏暗的时候，才抵达了森林中一所大医院的门口。
我以为这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
我接受了一个年轻医生温柔而周到的检查，然后他有些腼腆地笑着说道：
“那就在这里静养一阵子吧。”
“比目鱼”、掘木和良子撂下我一个人回去了。临走时良子递给我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的包袱，接着一声不响地从腰带中间取出注射器和没有用完的药品给我。她还蒙在鼓里，以为那是强精剂。
“不，我不要那个。”
这可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在别人劝我的情况下，敢于加以拒绝，这是我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我的不幸乃是一个缺乏拒绝能力的人的不幸。我时常陷入一种恐惧之中，以为如果别人劝我干什么而自己加以拒绝的话，就会在对方的心灵和自己的心灵中剜开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裂痕。可是，在良子递给我药品时，我却自然而然地拒绝了自己几近疯狂地四处寻求的吗啡。或许是我被良子那种“神灵一般的无知”所打动了吧。在那一瞬间，难道我不是并没有中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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