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郝和平要给鲍女士的表弟钱时，表弟没有要。郝和平觉得受之有愧，给鲍女士打电话提出要给车钱，但鲍女士说什么都不要，郝和平也就没有给鲍女士钱。
很简单，鲍女士之所以给郝和平买车，是因为鲍女士公司是生产医疗器械的，鲍女士公司的医疗器械产品在郝和平医疗器械司审批，所以她想拉住他这层关系，以后办事更方便些。郝和平当然会投桃报李，此后，鲍女士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在药检局医疗器械产品审批表上，由郝和平审批签字的批文一路绿灯。
再说高尔夫会员卡。
长相有些土气的郝和平却有一个非常时尚的爱好，就是打高尔夫球。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打高尔夫还是一种有钱人玩的奢侈运动。但是，郝司长跟别的贪官基本都有情妇不一样，他没有情妇，只有这个听起来很高雅的爱好。
可是，这种高雅爱好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正是这个爱好，在郝和平的受贿数额中占了半数还多。前面提到的装修房子和本田车的受贿总数是46万元，而郝和平受贿的3张高尔夫会员卡却超过了50万元。
昂贵的价钱难不倒郝和平，他舍不得拿自己的工资去打球，只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换”了。郝和平对高尔夫的爱好超乎寻常，他不但像打出租车一样打着飞机到全国各地去打高尔夫，更是专门找最高档的球场。为此他还经常询问他的球友哪里的球场最好，只要发现一家他满意的球场，他就会找求他审批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总们要一张会员卡。
2002年，郝和平向陕西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总要了一张高尔夫会籍卡，会籍费3.5万元。
2003年，郝和平向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要了一张会员卡和高尔夫球杆，价值22万元，会员名字为“何平”。
2004年，郝和平向广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要了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价值3万美元，会员名字为“何平”。同时广州的这个老板还给郝和平的爱人付玉清办理了一张副卡。
郝和平的第三项罪名是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广州某公司一个叫王伟的人给他带来的。郝和平曾经给广州某公司的产品开发、上市给予过一些帮助，这个公司有一个叫王伟的人，负责公司的对外联系，他们公司想感谢郝和平，又不能给他钱，王伟就弄了气手枪4支、转轮气手枪1支和一些子弹“送给郝司长玩玩”。王伟当时说是仿真玩具枪，郝和平本来不大喜欢这些东西，他几乎连看都没看就收了起来。但是，郝和平案发后经过鉴定，结论为送检的5支枪都可以正常击发，击发后近距离对人体具有杀伤力。由此，郝和平不但犯了非法持有枪支罪，还因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这项罪名上，郝和平犯罪简直犯得太无知了。后来他在法庭上一直委屈地说“我觉得这些都是玩具枪，没有杀伤力”。当检察官问及他是否知道我国的枪支管理规定时，郝和平一直摇着头说“不知道”。
解读“潜规则”，审批权力之下的关系经济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郝和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违反国家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又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付玉清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并利用其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共同占有，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法院一审作出的判决是：郝和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付玉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现在再把郝和平的犯罪往“59岁现象”上靠，是有点过时了，但郝和平的确又对这个现象重新诠释了一次。从受贿数额来说，相对于郝和平的绝对权力，他的胃口不算太大。从个人财产上来说，家财万贯的郝和平为了不到100万元丧失自由，打死他，他都不会干。但他还是干了，而且干得相当低级。为什么?这就是临退休之前捞一把的心理，让他鬼使神差张开了贪欲之口。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郝和平的绝对权力。很多贪官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去贪污、受贿，就是因为他手中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根本不用自己开口，就会有人大把大把地给他送钱，在这种“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之下，郝和平不受贿反而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了。所以，郝和平不但受贿了，而且受得心安理得。
绝对权力、贪财心理、灰色收入，让郝和平这样一些曾经掌握实权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行举手之劳，满足自己的贪欲，最终用串钱的绳子，把自己的手脚给绑住了。所以，尽管郝和平这样的高官的合法收入本来已经很高，但在高消费的巨大诱惑面前，他们却难以自持，尽管高消费并不意味着犯罪，但不断接受别人的“邀请”去玩乐，往往就是犯罪的开始，逐渐陷入别人设好的“金钱陷阱”，其后果自然可以预料。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悲哀地看到“潜规则”的存在。一位医疗行业的业内人士说：“医疗器械产品要想畅通，不仅要打通医院，还要把监管部门奉若神明，工商局、卫生局、税务局、药监局，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药监局。”
医疗行业可以牟取暴利，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不遗余力打通审批关节，毫无疑问是获得暴利的“敲门砖”，郝和平就是被这些“敲门砖”拍下马的。
打点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员，已成为很多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因为“审批”的存在，产下“关系经济”这枚“坏蛋”。
我国虽然已不再是计划经济，但也是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审批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就有权力寻租的可能。许多监管部门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公平行政的作用，所导致的市场行为也不可能是公平市场行为。
这种把官员和商人捆绑在一条利益线上的“潜规则”，导致“官商一家”的腐败行为是很显然的。说穿了，这就是在“审批”的绝对权力之下形成的一种关系经济。
我们过去只是把这种规则叫做“走后门”而已。
第五章：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1)
2006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集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重拳打击商业贿赂成为2006年司法机关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2006年4月28日，北京市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涉及重大经济环节的商业贿赂案件进行通报，在通报的4起商业贿赂案中，原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处长温梦杰荣登榜首，他也是北京市司法机关重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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