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的是，内瓦的外祖母—内瓦的名字就是她外祖母的名字—从来都不掩藏一个事实，即她一直希望内瓦是个男孩。她和佩吉的妹妹艾琳明显宠爱阿比—对她们来说阿比永远都是对的，同时忽略、轻视内瓦。这让内瓦很伤心，对她也很不公平。
少年时期，内瓦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却情愿躲开我和佩吉。1962年，她从康科德学院毕业，然后进了拉德克利夫。虽然阿比住在不远的剑桥，她们两人却吵了嘴，很少来往。因此，虽然内瓦跟阿比一样关心环境、民权和其他社会问题，但她个人从来没有卷入过极端组织。内瓦于1966年毕业，正好在全国性校园学生运动最激烈阶段的前夕。那年晚些时候，她嫁给了一位哈佛的教授，几年后就为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外孙及外孙女。
一直都属于知识型的内瓦迷上了网格球顶的发明人R•布克敏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她第一次遇见富勒是在1964年夏天列宁格勒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也就是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见到赫鲁晓夫的那次旅行。让内瓦尤其着迷的是富勒那最激动人心的科技体系，即把全世界的能源资源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社会应用领域。因而，她与他保持了数年的联系。结果，内瓦走了我的路，攻读经济学博士。她的专业是贫困与环境恶化的关系。内瓦还跟我一样，成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大学的理事。在她和她全家度夏的锡尔港，她对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接替了她母亲的位置，成了阿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花园(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Garden)的经理。
108. 佩吉
佩吉于1965年秋天进入拉德克利夫。她的大学期间正好是学生抗议活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最激烈的那些年。虽然她很快踏上了阿比的路，积极支持几家反战机构，但佩吉自己的强烈社会正义感促使她怀疑使她自己获得巨大财富和机会—而同时数百万人却陷入一穷二白—的体制是否公平。
阿比措辞激烈的告诫影响了佩吉对许多事情的想法，但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巴西工作的时候，自己发现了贫困的本质。我们的朋友伊斯雷尔和林纳•克拉宾在佩吉进入大学前的那个夏天邀请她到里约热内卢的家里做客。佩吉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但前提是她在里约热内卢期间可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佩吉到达那里后不久，就加入了一个人类学团队，研究里约热内卢的棚户区。她发现这项工作很有吸引力，便在后来的两个夏天回到了那里。她的葡萄牙语变得十分流利，并在她的最后一个夏天搬进巴西的一个棚户区家里一起住。那年夏天，我正好因大通的公务路过里约热内卢。佩吉邀请我跟她以及棚户区里“她的家人”一起吃顿饭。佩吉已经与她的主人一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儿。
佩吉对自己亲眼所见的贫困感到震惊，对阻止发生有意义变化的政治和经济障碍感到愤慨。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主要问题。1969年，她从拉德克利夫毕业后，考取了哈佛教育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取得了博士学位。在那段时期，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STEP项目(反对社会排斥和贫穷的策略及措施，由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中担任联合主任，帮助马萨诸塞州阿林顿高中的贫困危险青年。
佩吉热情高涨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中，似乎无法将我和她的家庭与她心目中错误的东西区分开来。有几年时间，她疏远了我们，回家看望我们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令人兴奋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佩吉重新建立了良好关系。我们已经一起在纽约开展了许多项目，并一起在世界各地游览。
109. 理查德
当我们最小的两个孩子—理查德和艾琳—进入大学(理查德在哈佛、艾琳在米德尔伯里)的时候，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学生运动仍然波涛汹涌。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参与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他们姐姐们的任何极端主义运动。
理查德为越南战争而忧心，但他在大学期间保持相对超然的姿态。由于迪克(理查德的昵称)不像阿比或佩吉那样情绪激动，因此我们两人能够更加平静地谈论这个问题。当时，由于我有了与其他几个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同时与大学生接触得更加广泛了，因此我能够不那么情绪化地与他相处。
但是，要回答迪克的探索型问题，要想证明我有理由坚决支持一场可能会最终使他成为牺牲品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事情。事实上，对于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虽然双方都有许多人坚信有办法解决。越南战争涉及到复杂而矛盾的地区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每一个家庭—包括我的家庭—都是一个难题。
我和迪克深刻讨论过类似越南战争这样的问题。我心存感激的是，他愿意听我的观点，尽管他显然更加同情他姐姐们的极端认识。我还从迪克那里大量了解到了由于我们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而产生的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反叛和不信任的深刻感情。
迪克1971年从哈佛毕业，并在后来的几年里琢磨着“自己这辈子做些什么”。他参加了一个教会组织，为魁北克和拉布拉多北部与世隔绝的当地人口服务。在工作当中，迪克爱上了飞行，并尽快取得了飞行执照。他还参加了哈佛教育学院的课程，然后决定从医。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然后在缅因州波特兰成功地开展家庭医疗服务。
迪克以他的家庭和事业为中心，为自己确定了一条井然有序、目的明确的人生道路。最近，他一直在积极帮助永久性保护美国东北部重要荒地和森林的努力。他还在运用电脑科技来建立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合伙关系、鼓励人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他们自己的医疗保健工作。理查德是个聪颖、热情、投入的人，是我们家庭中一股稳定的影响力。
110. 艾琳
我们最小的孩子艾琳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让她的哥哥姐姐们深陷其中的问题的影响。相反，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感情纠纷成了她的首要工作。她一直跟她母亲很亲密，而当她的姐姐们在态度上相当敌视我和佩吉的时候，艾琳努力扮演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来回传递着信息，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最终，艾琳也经历了一个叛逆阶段，但这种叛逆意识最后却在个人的层次上—而不是政治或者意识层次上—自行消失了。她对我和佩吉似乎不那么认真对待她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而感到恼恨。她的感情很脆弱，而这也导致了紧张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在非洲长期旅行之后，有一个疏远的阶段—回国后，她决定离开我们单独住。
艾琳在家庭内部进行协调的早期努力，在她于1979年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一次达特茅斯会议上遇到了诺曼•卡曾斯—《周六评论》的出版商—以后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重点。诺曼刚刚出版了《疾病剖析》(Anatomy of an Illness)，详细介绍了他通过人的意识的治疗能力成功战胜癌症的经过。艾琳对诺曼的理论印象非常深刻，并在一段时间里，他成了她的导师。后来，她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改善健康学会(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来鼓励对意识与身体在健康和疾病方面的关系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此后，她又创建了改善社会与情感学习合作学会(Collaborativ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促进全国各地的社会与情感方面的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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