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抗议声消失了，洛克菲勒大厅如今骄傲地矗立在哈佛的校园里。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是个痛苦的时期，充满了愤怒的抗议示威和家庭的叛离冲突。
113. 完美结局
随着战争记忆的消逝，它所带来的叛逆情绪也大部分云飞雾散了。我们的孩子们成熟起来，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摩擦和误解迅速消弭了。
1980年是出现重要突破的一年。那年，我和佩吉庆祝我们结婚40周年。令我们又惊又喜的是，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前几个星期，孩子们便成群结队地来看望我们，并邀请我们与他们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包括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们，由我们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由他们支付费用。
我们选择了怀俄明州杰克逊洞穴的JY大牧场—我和佩吉就是在那里度蜜月的。聚会获得了巨大成功：没有人说过一句粗暴无礼的话。我们享受着大蒂顿山的美景，全家人再次团聚了。我们团聚一个星期之后，“乌云”被驱散了。从那以后的那些年里，我们加强了我们的家庭纽带关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我们已经学会了依赖彼此的爱和支持，无论是快乐的时候，还是在艰难的日子里。
114. 手足冲突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冲突范围扩大，已经远远不止是我自己的孩子们。
1973年2月，温斯罗普死于癌症，而巴布斯也于1976年5月被癌症夺去生命。随着他们的去世，我和我的3个哥哥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家族办公室和波坎蒂克地产的未来产生了争执。我们之间在这些家族机构问题上的激烈争吵和意见不和受到了该期间“侄子侄女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两代人之间的叛逆型斗争十分激烈，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家族本身的团结和延续性。
我们兄弟几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各自的家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内部摩擦，然而家族内部紧张关系的重点如今是内尔森和约翰之间的尖锐冲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内尔森一直坚决主张并积极促使家族团结，而约翰则是我们这代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慈善家。
115. 怒火中烧的领导人
1977年1月底，内尔森从华盛顿回到家族办公室，带着40年公共事业典范的荣耀—他的事业带他进入了毕生孜孜以求的美国总统梦的中心。但是，尽管内尔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却为过去两年中发生的事件愤愤难平。
随着水门事件的败露和尼克松灰溜溜的辞职，福特总统挑选内尔森当他的副总统。内尔森将该选择看做是一种莫大荣誉，能够让他在危机关头身居要职服务于自己的国家。他用自己泰然的个性处理了国会艰难而劳心的确认程序。1974年12月，国会批准了他的提名。
副总统职位对于习惯于争取自己登台表演的人来说是一种困惑，不过好在福特愿意发挥内尔森在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另外，如果福特决定不争取连任—正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内尔森就具备了必要的内部业绩，于1976年获得共和党的提名。
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按照内尔森预计的那样发展。1975年11月，福特告诉内尔森，他已经决定争取连任，而内尔森将不是他的竞选伙伴。总统的决定反映了他内部圈子里顾问们尤其是他的总参谋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想法。他们确信，内尔森的自由共和党派别将在总统预选中输给罗纳德•里根—他是该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宠儿”。毫无疑问—至少内尔森心里这么想—拉姆斯菲尔德自己当总统的野心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福特接着挑选鲍勃•多尔参议员为他的竞选伙伴，在激烈的斗争中击败罗纳德•里根，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可是，他在11月的选举中被吉米•卡特以微弱优势击败。(数年以后，在纽约的一次公共晚宴上，福特向我承认说，当年放弃内尔森这一票是他政治生涯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以他的观点，内尔森的出现将在他1976年赢得选举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
福特的决定击垮了内尔森。严酷的现实是，他当选总统的希望如今彻底破灭了。尽管如此，他很仁义地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福特，甚至代表共和党的一票开展了强大的竞选运动。
但是，1976年以后，内尔森再也没有竞选过任何候选人。他对政治完全失去了兴趣，令他的政界朋友和同盟备感伤心。眼看最大的政治硕果似乎唾手可得的时候遭受如此打击，他变得愤懑难平。
内尔森还发现自己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多年来在州、国家政治最高层次上的运作—包括4次竞选州长、3次竞选总统—耗费了他个人的大量钱财。很显然，他从1934年信托基金和个人投资中获得的综合收益已经不足以同时维持他的政治生活和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惯—包括广泛收集艺术品。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他已经数次动用自己的信托基金，结果1934年信托基金委员会决定不再允许他抽调任何本金。虽然还是个富人，但内尔森却生平第一次需要节省开销。
虽然经历了政治上的失望和经济上的困难，但内尔森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在被拒绝登上公共舞台之后，这种精力如今将用于家族内部。
内尔森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我们这代人当中事实上的领袖人物，是所有家族机构背后的指导力量。他认为，既然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政府领域，就该重新获取这种地位。内尔森认为自己理应自动获得舵手位置的想法—至少对我来说—似乎不仅仅是有点自以为是的问题。甚至在他回到纽约之前，他就明确表露了自己的意图：他在没有咨询家族内任何人的情况下宣布，他要对家族办公室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详细分析。
内尔森刚刚回到他在洛克菲勒广场30号第56层的老办公室，就明确表现出不容忍对他的计划的任何歧义。他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技能，也许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将这种政治技能用于自己的家族事务。在追求控制权的目标过程中，他迅速成功地激怒了“侄子侄女们旁系亲属”和兄弟姐妹，尤其是我们的大哥约翰。
116. 顽固的理想主义者
约翰会强烈反对内尔森，这在之前是不可能预料得到的。约翰一直是个羞怯、内向的人，曾经听凭比较豪放、霸道的内尔森将自己挤到一边，扮演我们这代人的领袖角色—比如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购、波坎蒂克地产的所有权，以及与父亲打交道这种永远错综复杂的事情。但在慈善事务上却不是这样。约翰自认为是洛克菲勒慈善传统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他还将这种传统看做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漫漫岁月中惟一能够将家族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纽带。
虽然内尔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上升到了全国知名的地位，约翰也在美国慈善领域默默无闻地赢得了领导坚强和成就重大的名声。他已经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新性董事长辛勤工作了20年;已经成为创建纽约市的林肯中心—全国卓著的表演艺术中心—的支柱力量;通过人口委员会—那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立的—应对了颇有争议的全球人口过度问题，而且多年来一直自己筹措资金;并且通过他个人对经济开发项目和文化交流项目的支持和倡导，在远东(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了关系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约翰还重新恢复了日本协会，创建了亚洲协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约翰的慈善捐献平均大约每年500万美元—那是他年度收益的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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