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慷慨地继续支付大多数这类服务的费用—每年高达数百万美元—直到他于1960年去世。那以后，他的遗孀马莎—她继承了他的一半地产—同意支付办公室开销的一半，剩余的由我们这代人负责。1971年，马莎去世。从此，我们兄弟几个—在巴布斯的帮助下—承担了办公室的所有费用。而后，随着通货膨胀直线上升，随着我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自己的孩子们对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办公室的费用每年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内尔森的调研包含几个建设性的、很有价值的建议。他提议成立一个家族拥有的公司来重组家族办公室，而该公司要向其客户收取服务费用。内尔森引用的模式是菲普斯家族几年前创建的贝西默信托公司(Bessemer Trust Company)，并提议将公司的服务推销到外部客户。该“洛克菲勒信托公司”(Rockefeller Trust Company)由一个董事会掌控，由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负责运营。内尔森计划通过合理安排办公室的运作，能够大幅度削减我们的开支，处理家族延续性这个复杂问题，以及我们兄弟几个与我们的孩子们之间的权力转移问题。从许多方面说，内尔森的建议看来是解决家族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合理途径。
但是，内尔森显然错误地估计了把自己的想法推销给家族里其他人的策略。当他肆无忌惮地提出自己该担任这家新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他的麻烦开始了。这就意味着他要取代担任办公室非执行主席将近20年的劳伦斯，以及精明能干的经理—在这将近20年期间的事实上的办公室首席执行官J•理查森•迪尔沃思。内尔森还提议，要将新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限制为“在外部世界证明有能力”的人。根据内尔森的条件，从家族内部来说，只有他、劳伦斯和我，以及约翰的儿子杰伊—当时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才有资格。内尔森羞辱般地将约翰和我们的所有其他孩子们—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列入“不合格”的范畴。
内尔森的这部分计划表现出掌控权力的所有特征，遭到了大多数家族成员的激烈反对。这个问题在1977年6月一年一度的“侄子侄女合家聚会周末”期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那时，家族里许多成员都返回到塔里敦的波坎蒂克，大家团聚在一起玩耍、休闲，并讨论一系列与家族相关的事情。
星期五的晚上，内尔森在他儿子罗德曼的屋子里与一些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吃晚饭。自从科利尔和霍罗威茨的书在头一年出版以来，这是内尔森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孩子。内尔森首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那本书的厌恶，以及他对曾经与那两个作者合作过的侄子侄女们的不满观点。接着，他解释了他的家族办公室的计划，包括自己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内容。侄子侄女们被激怒了。他们抨击内尔森试图用霸道的态度夺取家族办公室的控制权。内尔森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那是一个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紧张、不快的晚上。
第二天上午，4个兄弟聚集在娱乐房的棋牌室，侄子侄女们则聚集在外面游泳池旁，开始正式讨论内尔森的提议。由于家族办公室的管理从来都不是通过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内尔森觉得只要获得了他几个兄弟的认可，他的计划就能够生效。当我们被告知侄子侄女们投票后一致决定否决该计划时，他目瞪口呆。他们坚持让劳伦斯继续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而计划的其他部分可以予以考虑。我从来没有见过内尔森如此雷霆大怒—他要求他的3个兄弟给予支持，立刻执行他的整个计划。
老实说，我倾向于让内尔森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但并不赞同他所要求的绝对权威。我同时还非常同情他，因为他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而且遭遇到大家的如此敌对。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大大伤害过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尽管他要求获得个人的支持，我觉得需要用一些外交手段来结束这种对抗。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首先是跟内尔森协调，接着是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内尔森略微平静下来一些后，我便离开我的几个哥哥，走到游泳池旁边。我敦促他们不要一概否决内尔森的提议。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得他们的立场最后有所松动，但松动的程度很小。他们继续坚持将内尔森的计划搁置起来。他们同意由他担任董事长，但不是首席执行官，而且只有在家族办公室按照更加民主的方式运作、他们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时才实行。当我回到棋牌室后，我和约翰、劳伦斯劝说内尔森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但他对家族的愤懑继续激化了几个月。
20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在波坎蒂克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时，我意识到家族的运转机制从那天开始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主持、倡议家族团结的内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是家族中大家一致公认的领袖，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在不被认可后，他不得不从家族以及家族的一些主要机构中撤了出来。与此同时，而且出乎意料地，由于我在我们的侄子侄女与我们兄弟几个之间调停并帮助达成了妥协，结果我作为家族领袖的作用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122. 波坎蒂克大决战
在我们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我和我的哥哥们还面临着波坎蒂克—我们家族在韦斯特彻斯特县的地产—的艰难决定。这个问题再一次引发了约翰和内尔森之间的恶斗。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意识到，该地产不仅具有不菲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丰富的历史和美学属性。我们开始探讨我们的各种可能—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和内尔森分别去世以后才算彻底解决。我们的早期考虑因为该地产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而变得更加困难。
波坎蒂克分为3个部分。首先是“基魁特”宅子以及紧邻的四周场地—我们称之为“公园”或者“历史区域”—共计大约250英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约翰、内尔森、劳伦斯平均拥有波坎蒂克的这部分地产。第二部分是“开阔区”，将近2 000英亩，由我们兄弟5人通过希尔斯地产公司拥有。还有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约翰的林木农场，内尔森的狩猎屋，我的哈得孙松屋，劳伦斯的5个地块，包括哈得孙河岸的石树厅。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制定这些地产未来的分配计划，特别是开阔区的地产，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1972年，我们请著名的园林建筑师佐佐木秀夫处理10年来产生的值得讨论的所有担忧，并制定一个能够“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整个波坎蒂克地产的计划。
123. 内尔森的纪念碑
内尔森从来没有特别关心过“阑珊外面”我们共同拥有的地产情况。当开始计划地产的未来的时候，内尔森倾向于主要—如果不是惟一的话—考虑“基魁特”。他把这所宅子看成是家族的祖宅，是洛克菲勒王国的象征性中心。他认为关键的是自己能够作为祖父和父亲的接班人而成为“基魁特”的主人。内尔森的主人翁感极其强烈，他的客人中几乎谁也不知道他并不是“基魁特”的实际主人，而是与他的3个兄弟共同拥有。由于内尔森的敦促，它被指定为一个国家历史地标—那是1976年12月，福特总统在一次盛大的仪式上赋予的殊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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