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了大学教育的影响，有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有了一大批朋友，父亲对待生活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安全感。他的婚姻—虽然起初他曾经疑虑、犹豫过—是天赐之作。母亲的激情、人缘和社交能力帮助他应对自己的羞怯和不自信，帮助弥补了他心知肚明的自身的缺陷。从母亲那里，他找到了一个能够理解、关心和保护自己脆弱感情的人。他希望她永远跟他在一起—即便不是在自己的身边，也能够随时取得帮助。他希望能够跟她一起退缩到他们的二人世界。从某种角度说，那是一种浪漫，而且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极度的爱慕浓情。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的纽带关系是绝对排他型—包括他们的孩子。而在这种排他型关系中产生的是对母亲的强烈依恋。
我们打小就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得到母亲一丝一毫的注意力，都必须跟父亲竞争。我们知道她非常在乎我们，喜欢花时间跟我们一起，而且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需求和我们的需求所产生的冲突让她恼火异常。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永无休止的重担，是造成巨大压力的根源，也是她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父亲希望只要自己有需要，就能随时得到她，而在这方面，他的需求事实上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9. 她是个美人
虽然存在这种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深深地刻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但即便到了今天，每当我想起母亲，心中都充满了强烈的爱意和幸福感。我估计，按照当代的标准，她不算是个标准的美人。我和内尔森继承了她的奥尔德里奇特征，其中最显著的是奥尔德里奇家的鼻子。然而，在我看来，母亲是个美人，她的朋友和熟人也都这么看，因为那些特征充满了活力和温暖。这种美很难在照片或画像中表现出来，而且事实上，在这方面，没有几件影像作品对她是公平的。奇怪的是，最像她的作品是在她去世后弗雷德•W•赖特画的—他是照着一张好照片临摹的，照片上她怀抱着内尔森的大儿子罗德曼，当时罗德曼还是个孩子。那幅画在捕捉她的表情方面超过了任何一幅正式画像。
除了长相以外，我从母亲那里还继承了大量的奥尔德里奇秉性。她那平静的性格与父亲和我的几个兄弟姐妹的紧张、急迫的性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对她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母亲喜爱小孩儿，而且毫无疑问，作为最小的一个，我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的哥哥们经常指责我得到了特殊待遇，虽然我们的父亲和母亲都有意识地努力不表现出任何偏爱。但是，我和母亲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她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她温柔而耐心地传授给我的情形。美丽的物品到了她的手里就变得有了生命，仿佛她的赞赏为那些物品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美。她端详一幅画的时间越长，从中发现的东西就越多，好像是她通过某种魔力挖掘到了普通人无法进入的新的深度、新的境界。
母亲身上没有什么“收藏家”的味道;收集整套的某种东西对她来说，远远不如欣赏每一件物品更加有兴趣。在她的身边，我吸收了她的一些品位和直觉，而她身上的这种品位和直觉总是可靠的。我从她那里学到的艺术知识超过了所有艺术历史学家和监护人—他们多年来向我传授了艺术历史的技术内容和艺术欣赏方面的知识。
虽然在明面上，母亲和父亲在有关抚养我们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对待孩子们也是同一种态度，但是他们两人的性情却差别甚大。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母亲不参加我们的早晨祈祷—她喜欢舒舒服服地待在床上看报纸或者写回信。我们也注意到她把一些大胆的新艺术形式—常常还有创造那些新形式的艺术家们带进了家—这令父亲颇感不快。我们还注意到只要她有机会跟我们在一起或者单独跟我们一起玩耍，她就会喜上眉梢。她喜欢探险，喜欢出人意料的东西。随意而为是她的天性，而从冲动行事中她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10. 职责、道德、品行
父亲则正相反。他希望生活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模式。他想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做事的先后顺序如何、与什么人一起做事以及怎么做事等。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度假，一天怎么过都要事先计划妥当，而偏离计划的事情他是难以欣然接受的。我记得他在有人提出某种新活动的时候说：“可是我们计划过要干别的。”对他来说，那是不接受新想法的充足理由。
当我们要搬到缅因州过夏天的时候，父亲的几个箱子在我们动身前3天就拿了出来：有些是老式的扁行李箱，有个盖子从上面打开;有些则是所谓的“发明性箱子”，打开后一边可以挂西服，另一边是放衣服的屉子。他常常会因为要出门两三个月而准备十几个满满的箱子、包裹。首先，他和他的男仆威廉•约翰逊开始挑选要带的东西并一一摊开—外衣、羊毛套衫、西装、骑装等等。然后，威廉再具体整理成箱。
在那个时候，着装比现在要正规得多。冬天，父亲每天夜里都戴条黑领带赴宴，母亲则着长裙，即使是全家自己吃饭的时候也一样。尽管如此，他们随身携带的衣服数量却是惊人的。即便是夏天，父亲也从来不敢不穿外衣出门，以防天气转冷，而且他出门从来都戴一顶帽子。一年夏天，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父亲驱车穿越西南途中照了张照片，照片上我们两人在亚利桑那沙漠一棵孤零零的松树下，坐在一件羊毛长袍上。父亲一身西服领带，头上戴一顶毡帽，从不离身的外衣放在一边。
我毫不怀疑父亲非常爱他的孩子们，爱我们所有人，但他自己那严谨刻板的成长经历绝对造成了他作为一个家长的死板教条。他很严肃，虽不冷淡，却很少表现出温情。然而，在我的儿童时代，他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超过了许多做父亲的，也许比我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他工作很勤奋，但主要是在家中的办公室—他在那里是不得打扰的。他跟我们一起在波坎蒂克度周末，跟我们一起在缅因州过暑假，但是，在感情方面，他距离我们很远。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散步、骑马、旅游的时候，他有时会娓娓谈论他自己的少年时期，会饶有兴趣、不无温存地聆听我的烦心事。在我的人生中，那是些重要的时刻。
但是，每逢我们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宜，尤其是带有重要感情内容的问题时，父亲倾向于用书信往来的形式。当我们上了大学、我的父母长期在外旅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频繁了，但是，即便我们都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他仍然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父亲向他的秘书口述他要写的信，由秘书打字、邮寄—而且还要复制一份存档!
虽然父亲对我们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他的家长责任感促使他时常絮叨职责、道德和品行端正等方面的话题。我的哥哥劳伦斯至今还有些伤怀地记得他收到的父亲的那封信—当时他被他在普林斯顿的班级评选为“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学生。父亲在信中提醒他说，他必须用自己毕生的时间来真正赢得同学们对他的好感。父亲的这种答复相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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