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为何要服药?服什么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吃药祖师爷"②的何平叔(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③五石散是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英、钟乳石、硫磺五种矿物质组成，因此而故名。吃了这种药以后全身发热，宜吃冷食，所以又叫"寒石散"。五石散有毒性，服得过量，药性发作时如不行走有中毒身亡的危险。五石散又称"行散"、"行药"。
至于五石散服后有"神明开朗"、心境愉悦感觉，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中说："服五石散后得到的刺激性，有助于房中术，有助于他们性生活的享受。"这便是对"神明开朗"的注脚。
服药的原因不仅如此，当时的名士学人感到人生易老，生命短促，通过服药以求健康长寿。
王羲之是一个五斗米道的信徒，十分相信神仙、服药。
《晋书·王羲之传》中说"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在东晋，服药盛行有其社会原因，当时政治混乱，生活痛苦，知识分子、文人雅士追求精神上的解放，逃避现实生活。服药后，社会的黑暗可以视而不见，产生一种忘情世俗、不可言状的快感。"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全晋文》第二十六卷有一段关于王羲之服食的记载："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当年轻力壮①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原载《星期评论》1940 年第10 期，后收入《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1 版。
① 《世说新语·任诞》。
②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③ 《世说新语·言语》。
时，初服药石，确有身轻如飞之感。长期服食，身体受到毒害，特别到了老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淳化阁帖(材官本)·追寻帖》云："旦复服散行之，益顿乏，推理皆如足下所海。然吾老矣，??"鉴于王羲之的亲身体验，他对服药的作用已表示怀疑："散系转久，此亦难以求泰，不去人间，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转佳帖》)
裸裎即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穿衣服，这就是在世界上最开放国家也极少见。一直很封闭的我国封建社会，也许一般人难以相信有这种情况发生。其实，在我国先秦时代，就有人在人面前出现裸体。《楚辞·涉江》："桑扈裸形"。桑扈是一名隐士，裸形即裸体。裸程在东晋已相当流行，把任诞之风推向了极致。
《世说新语·任诞》云：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人我■中。
刘伶脱光了衣服在家中，别人讥笑他，他却认为自己很有理由，别人的批评是不对的。"我是以天地作为我的房屋，以房屋作裤子，谁叫你钻到我的裤子来呢!"《宋书·五行志一》云："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这个例子表明，袒裼裸裎到了这种程度，可谓荒淫无耻了，当事者无丝毫羞丑之感，反认为是放浪脱俗，通达豪迈。
重视情感，率真任性。魏晋风流名士、文入学子狂放超逸，他们的一些举止达到惊世骇俗、使人不可接受的程度，然而他们对人对事一往情深，令人感叹。冯友兰先生认为"有深情"、"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①是魏晋风流的四大特点。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虽超，未能忘情"，又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世说新语·伤逝》云：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真挚的情感!宗白华认为这是一种"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
根据《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子酞(微之)在一个风雪的夜里，咏左思《招隐诗》，忽然想起戴安道(逵)，便随即乘船而去，到了那里却没去见戴安道就回来了。他认为"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东晋名士们率真任性，不同凡响，无拘无束，不按常人规范行事，他们反对名教，我行我素，崇尚"真"和"自然"，这些都表现晋人的人格追求和审美观念。
4.清谈误国
① 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文集》。
清谈是魏晋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对美学和哲学的发展，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词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
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又说：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①清谈的主要内容是玄学。当时的一般的名士都热衷于清谈，玄学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它的传播全赖于清谈。可见有人称清谈为玄谈是有道理的。上述对玄学的评价，也是对清谈的评价。
但是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魏晋时代的清谈，波及到当时的知识阶层、各级官员乃至皇帝，他们都整天谈玄说理，激烈论辩，相互驳难，耗去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连吃饭也顾不上，颇为艰苦。由此可见要清谈获胜，挤进风流名士的队伍也绝非易事。根据《世说新语》记载，谢朗的母亲不忍心让儿子去清谈，曾"流涕抱儿以归"。
王羲之是反对清谈的，据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吁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淡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王羲之认为面对当前"四郊多垒"的割据局面，应该效仿夏禹、文王，勤政务实，为民办事，不辞辛劳，竭尽全力，而清谈足以误国。这种批评是忠恳的，无疑也是正确的。然而谢太傅却反驳："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清谈误国，而不是说自古以来亡国皆由于清谈，显然这是偷换命题，没有说服力的。上述登冶城的一段谈话，其中谢太傅是谁?《世说新语》说是谢安，后世多有疑义，按时间推算谢安当时年纪尚小，王羲之"无缘对未经事任之少年而责以自效也"，认为王羲之的话是对谢尚所说。有人认为登冶城王羲之可能与谢尚、谢安同时而去，王羲之的话是针对谢尚说的，而不是对谢安说的。王羲之一生比较务实，反对在政界清谈。但由于他有高深的修养，很得清谈高手殷浩赏识。殷浩称王羲之"清鉴贵要"。王羲之虽然在一些信札中说过"助明清谈"，"足下清谈，想心有理"，但这都可能是场面上的话。"想必有理"，并不是"必有理"，非肯定语气。不能说明王羲之赞赏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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